日子像厂区大门口那台老掉牙的压路机，吭哧吭哧地往前挪，看着慢，一不留神居然也把我撵到了二十二岁。我妈爱景同志最近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像是看着一朵眼看就要过季还没卖出去的喇叭花，既心疼又着急。
碧华啊，她一边择着晚上要炒的韭菜，一边试探性地开口，楼下王阿姨说，她侄子单位新分来个大学生，戴眼镜的，文质彬彬……
我头也不抬地给手里的丝带风铃系最后一个结，您看我这像有时间谈对象的样子吗？我这终身大事就是怎么把这批风铃赶在周末集市前做完。
我爸张建生在一旁吭哧吭哧地修自行车链子，冷不丁插嘴：就是！急什么！咱闺女这手艺，将来随便找个什么样的不行？非得找那戴眼镜的？一看就手不能提肩不能扛！
我妈气得直接把一把韭菜甩他背上：张建生！你就会拆台！合着闺女不是你亲生的？
咋不是亲生的？我爸梗着脖子，我这是实话实说！咱碧华这手艺，这性子，配那文弱书生白瞎了！
我赶紧打圆场：爸，妈，您二位歇会儿。我现在真没心思想这些，您看我这一屋子还没处置呢。
说起我的，那可真是我的命根子。不到十平的小屋里，简直是个手工艺品杂货铺。丝带编的风铃挂得满天花板都是，心形的、球形的、螺旋形的，风一吹叮当作响，吵得我爸直嚷嚷脑仁疼。床上堆满了丝棉做的布偶，傻笑着的布娃娃、耷拉着耳朵的小狗、还有一只怎么看怎么像在翻白眼的猫咪。墙角纸箱里全是贝壳粘的相思鸟和小帆船，我爸有次半夜起来上厕所，黑灯瞎火一脚踩上去，差点没把相思鸟踩成殉情鸟，痛得他嗷嗷叫。
最绝的是我那些相框，心形方形菱形圆形，还有用彩线缠得花里胡哨的。我妈有次拿着个心形相框端详半天，幽幽地说：这相框挺好，啥时候能往里塞张合影呢？
我的小小“工作室”，就是卧室角落里那张旧书桌。那里是我的王国。桌上、地上，甚至床底下的纸箱里，都堆满了我搜集来的各种“宝贝”：五颜六色的丝带、柔软蓬松的丝棉、形状各异的贝壳、粗细不等的各色丝线、还有从各处淘来的廉价珠子、亮片、小铃铛…
我的灵感与情感，都倾注在了这些无声的材料上。丝带在我指尖飞舞，能变幻出轻盈灵动的风铃。有心形的，层层叠叠，像一颗颗悬于空中的、静默跳动的心；有球形的，编织得密实又精巧，微风拂过，会轻轻旋转，折射出柔和的光泽；还有螺旋形的，蜿蜒向上，带着一种奇妙的韵律感。
丝带编的风铃挂得满天花板都是，心形的、球形的、螺旋形的，风一吹叮当作响。
丝棉则被我塑造成一个个温暖的小生命。胖乎乎、笑眯眯的布娃娃，扎着歪歪扭扭的小辫子；憨态可掬的小狗，耷拉着耳朵，眼神无辜；乖巧可爱的小猫，仿佛下一秒就会“喵”地叫出声来。它们没有商店里卖的那般完美无瑕，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，带着手作的温度与笨拙的可爱。
床上堆满了丝棉做的布偶，傻笑着的布娃娃、耷拉着耳朵的小狗、还有一只怎么看怎么像在翻白眼的猫咪。
那些从河边捡回来的贝壳，经过清洗、打磨、巧妙的黏合与绘制，变成了振翅欲飞的相思鸟，象征着远方的牵挂；变成了扬帆起航的小船，承载着对未知的向往；更是被镶嵌成了各种形状的相框——心形盛满甜蜜，方形显得稳重，菱形别致灵动，圆形寓意圆满。我还用彩色的丝线，一圈圈细细缠绕在普通的木框或纸框上，制成充满民族风情的线缠相框，每一个纹路都诉说着耐心与专注。
这些作品堆满了我的小屋，它们是我情绪的出口，是梦想的雏形，也是我对抗现实贫瘠与琐碎的方式。在创作它们的时候，我能忘却窗外父母的叹息、邻里的议论、以及未来模糊的轮廓。
然而，我这份沉静的“事业”和似乎与世无争的性格，却意外地吸引了一群特殊的“追随者”。
这事儿说来简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——离谱到家了。
那是七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生，都是厂区子弟，大多也经历了下岗家庭的阵痛，在社会上晃荡着，有些迷茫，有些不安分。他们不知怎么的，就认准了我，非要尊我为“大姐头”。
领头的是大斌，人高马大，憨得像头成了精的熊瞎子。他带着另外六个活宝，某天突然堵在我家门口，齐刷刷喊，吓得我妈差点报警。
华姐！收下我们吧！大斌挠着后脑勺，笑得一脸憨厚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以后就跟您混了！
我当时正在给一只布猫缝胡子，针差点扎手上：等会儿？跟我混？混什么？我又不是黑社会老大！
机灵鬼猴子窜出来，嬉皮笑脸：华姐您这话说的！您这手艺，这气派，那就是咱们这片区的这个！他竖起大拇指，我们哥几个决定了，您就是咱们的精神领袖！
我哭笑不得：精神领袖？我连自己都快养活不起了，还精神领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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