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期定下前的某个傍晚，暮色像一块沉重的旧绒布，缓缓覆盖了家属院。父亲把我叫到他那间总是烟雾缭绕的小屋。灯泡瓦数不高，昏黄的光线勉强驱散一隅黑暗，却让满屋的烟味显得更加浓重呛人。他深陷在旧藤椅里，指间夹着的烟卷快要燃到尽头，积了长长一截灰烬，颤巍巍地悬着。他眉头拧成一个死结，仿佛承载着全世界的愁苦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屋里静得可怕，只有烟丝燃烧时细微的声，像某种不祥的预兆，啃噬着人的心慌。
碧华，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像是被砂轮反复打磨过，粗糙而沙哑，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急？你对他王强，真正了解多少？从认识到现在，满打满算才多久？太仓促了，太仓促了啊... 他摇着头，眼神里是浓得化不开的、几乎要溢出来的担忧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、被女儿般的失落和不解。
我低着头，手指死死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，心里翻江倒海，委屈和愤懑像潮水般涌上来。我多想冲口而出：还不是您老人家！整天看着邻居家比我小的姑娘都穿着大红嫁衣、风风光光被接走了，您就唉声叹气，话里话外嫌我在家吃闲饭，嫌我这么大姑娘了连个对象都没有，那些话像淬了毒的针，一根根扎在我心上！现在我真有了，您又嫌太快、太急？可我终究没敢说出口，只是把话硬生生咽了回去，喉咙堵得发疼。同时，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蛇一样钻进脑海：爸爸他不会...不会像奶奶晚年那样，变得阴晴不定，没事找事，用折磨身边人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吧？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，一股凉意从尾椎骨窜上来，瞬间遍布全身。
但我逃离这个家的决心，比恐惧更坚定。这个家，早已不是避风港，而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牢笼。空气中弥漫的不仅仅是父亲身上挥之不去的烟味和廉价白酒气，还有一种无形的、沉重的压力，是母亲日复一日隐忍的叹息、深夜压抑的啜泣以及看向我时那种混合着心疼与无奈的眼神，共同织成的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我紧紧缠绕。我看着妈妈，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她的全部，燃烧了自己，却只照亮了满目疮痍。
母亲在市卷烟厂工作，那是当年全市数一数二的好单位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。她每月那五百块钱的工资，在八十年代初，简直是天文数字——那是普通工人吭哧吭哧干上小半年才能挣到的数目！不仅如此，她的福利待遇更是让人眼红。逢年过节，厂里发下来的东西，哪一样不是紧俏货？成条的大前门牡丹烟，用油光纸包着，烟丝香气扑鼻；精致的镀金烟具，摆在桌上都显气派；还有那厂里特供的过滤嘴香烟，外面想买都买不到。除了烟，还有印着厂标的高级白糖，颗粒晶莹如雪；那盏在当时绝对算新潮的、奶白色玻璃罩的台灯，照亮过我无数个写作业的夜晚；厚实的劳保手套，暖和又耐磨；那个走得精准无比的银白色石英钟，嘀嗒嘀嗒，记录着这个家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时光。八月十五，厂里发的月饼是定制的铁盒装，豆沙、五仁，油光锃亮；过年时分，凭内部票领来的精装香烟和年货，堆在墙角都能闻到香味；还有那笔让左邻右舍眼红的年终奖金，厚厚一沓，似乎能撑起来年所有的希望。
这些曾经让我们家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显得格外体面、甚至令人艳羡的一切，都曾是多少家庭盼着的念想。可在我家，它们往往像投入无底洞的石子，悄无声息地就消失了——母亲舍不得抽的好烟，被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掉，或者拿去牌桌上充阔气；那些精致的烟具，也不知所踪。最终，一切都变成了父亲牌桌上输掉的赌资，化作了缕缕青烟和满地的烟灰。它们没有换来家庭的温暖和改善，只换来了父亲输钱后更坏的脾气和母亲更深的绝望。
妈妈和邻居阿姨不是没有劝过，她们哭过，闹过，甚至跪下来求过，可父亲就像中了邪，充耳不闻。他依旧在输光了家里最后一分钱后，红着眼睛回家翻箱倒柜地找钱，拿不到就黑着脸摔东西，然后又一次次义无反顾地走向那个吞噬了一切希望和温暖的牌桌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妈妈曾经怀过弟弟，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紧，厂里坚决不让生，这固然是一个原因，但更主要的是，妈妈自己怕，她怕极了父亲这个赌瘾，怕孩子生下来就活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、毫无希望的家庭里，最终咬牙，含着泪去医院做了引产。那件事，像一道深刻见骨、永远无法愈合的疤痕，刻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里，尤其是母亲的心里。
更小的时候，一个暑假闷热的午后，我和家属院里几个小女孩，百无聊赖中偷偷拿出父亲珍藏的那副麻将，在树荫下玩过家家。玩闹间，父亲午睡醒来，再三叮嘱我们别把他的麻将弄丢了，那是他的。等小伙伴们散去，我仔细地把麻将一个个擦干净，整整齐齐码回木盒里。父亲却铁青着脸过来，像检查军械一样，把麻将倒在桌子上，一个个点数，翻来覆去，硬说少了两张。无论我怎么哭着解释，发誓麻将一张没少，绝不可能掉在地上，换来的都是他劈头盖脸一顿不堪入耳的谩骂，骂我是丧门星，骂我，言语恶毒得像刀子。我委屈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仰着头，不让它掉下来，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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