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亮得像一场缓慢的凌迟。铅灰色天光一寸寸啃噬着窗外的黑暗，却照不进我眼底凝结的冰霜。怀里那盘磁带和陈年朱砂，已在体温与冷汗的反复浸渍下，变成了两块失去温度的异物，硌在胸口，提醒我昨夜并非癫狂的梦魇。绝对的死寂和那声意识层面的诘问早已退潮，但世界并未恢复“正常”。车流声、远处工地的噪音、甚至自己呼吸的微响，都像隔着一层沾满污渍、布满细密裂痕的毛玻璃传来，失真，沉闷，每一个声音的尾巴上，似乎都粘连着一缕难以捕捉的、湿冷的、属于井底的回声。那不是幻觉，是我的听觉被永久地改造了，或者说，污染了。
我松开几乎僵硬的手指，磁带和朱砂包滚落在地毯上，发出沉闷的轻响。我踉跄站起，四肢百骸像生锈的机器，每动一下都咯吱作响，牵动着太阳穴一阵阵尖锐的抽痛。镜子里的男人，眼球赤红，瞳孔深处似乎沉淀着挥之不散的、来自井底的暗影，脸色是一种接近尸体的青灰，下颌绷紧，嘴角无意识地向下撇着，像一个刚刚学会模仿人类表情的、不太成功的赝品。
不能再等了。被动承受的每一秒，都是向那黑暗滑近的一寸。我必须动起来，在被这无形的侵蚀彻底消化之前。
调查。从何处开始？苏婉秋。这个名字像一块冰，烙在意识里。地方志网站上的残句：“民国二十三年，槐树胡同苏氏女投井殁，年十七。” 除此之外，一片空白。一个十七岁少女，为何在民国二十三年的某个夜晚，选择投身那口冰冷的深井？情殇？家变？抑或更黑暗的、不为人知的秘密？
网络搜索的结果苍白无力，只有零星的、语焉不详的论坛回帖重复着那个“为情所困”的俗套传说。地方档案馆？或许有尘封的户籍、旧闻档案。但那是官方机构，需要理由，需要时间，而我，最缺的就是时间，也最怕引人注目——谁知道那“回声”的影响范围有多大？接触越多的人，是否越危险？
我想到一个地方。城南，老图书馆的角落，有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“地方文献阅览室”，里面堆满了各界捐赠的旧书、老地图、私人笔记，管理松散，常年只有一两个昏昏欲睡的老管理员。陈老师提过，他的一些早期民俗资料就是从那里“淘”来的。那里，或许有关于老槐树胡同、关于民国年间市井轶事的、未被数字化处理的残章断简。
我需要一个不惹眼的身份。图书证我有，很少用。我翻出一顶旧的棒球帽，一副平光黑框眼镜，换上最普通的深色夹克和牛仔裤，将脸色糟糕的下半张脸藏在口罩后。镜子里的形象，像个过度熬夜、气质阴郁的普通学生或研究员，勉强能混入人群。
出门前，我看着地上的磁带和朱砂，犹豫片刻，将朱砂小包塞进夹克内袋——聊胜于无的心理安慰。磁带，我用一个密封性很好的小铁盒装起来，外面又裹了几层泡泡纸，塞进背包最底层。我不敢把它独自留在这间已经被“渗透”的屋子里。
清晨的空气清冷潮湿，带着城市苏醒特有的倦怠和尘埃味。走在街上，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，他们的脚步声、交谈声、衣物摩擦声，传入我耳中，都带着那种熟悉的、细微的失真和拖沓的回声尾韵。世界像一张播放略有卡顿、音质受损的老唱片，而我，是唯一能听出杂音的听众。
我尽量低头，避免与任何人对视，快步走向地铁站。车厢里拥挤闷热，混杂的人声、报站声、列车运行声，汇成一片令人心烦意乱的噪音洪流。在那片洪流之下，我依然能“听”到那些不协调的、细微的、仿佛从极远处同步传来的、湿漉漉的回响。我死死抓着扶手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用刺痛强迫自己保持清醒，不在这公众场合露出异样。
老图书馆是一栋灰扑扑的苏式建筑，在周围光鲜的玻璃幕墙中显得格格不入。地方文献阅览室在地下室，沿着昏暗的、散发着陈年纸张和消毒水气味的楼梯盘旋而下，仿佛正走向城市的记忆墓穴。推开厚重的木门，一股更浓烈的旧书霉味扑面而来。室内光线不足，只有几盏老旧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轻响，照亮一排排顶天立地的深色木质书架，以及几张磨损严重的长条桌。只有角落里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戴着老花镜的管理员，正慢悠悠地给一本破书贴标签。
我出示了证件，登记，然后像一滴水汇入书海，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书架之间。目标明确：地方史志、民国报刊合订本、民间掌故汇编，以及任何可能与“槐树胡同”、“苏姓”、“投井”相关的索引或目录。
时间在翻动脆弱发黄纸页的沙沙声、尘埃飞舞的光柱、以及管理员偶尔的咳嗽声中缓慢流逝。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忽略耳边越来越清晰的、那些与翻书声、脚步声叠加在一起的、细微的、不协调的回响——有时是仿佛水珠滴落纸张的“嗒”声，有时是极轻的、布料拖过地板的“沙沙”声，更多时候，是那种背景音被瞬间“挖”走一块的、令人心悸的短暂寂静切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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