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这么着，他像只谨慎的蚂蚁，开始在两三处之间，一点一点搬运他的“存粮”。有时隔五天，有时隔七八天，金额时多时少，没个定数。有时在“陈记”兑“广源”，有时在“何记”兑“协成”，偶尔也去“老孙头”那儿换点小额铜票或更碎的银子，混个脸熟。日子在一次次看似寻常的采办与绕路中滑过去，怀里换来的各色银票，也慢慢有了厚度。
他慢慢摸出了最稳妥也最省事的法子。
出门前，一定在屋里把要兑的金银点清楚，包严实，绝不在外头掏出来现数。说辞早烂在肚子里，根据去的铺子不同，略调调口风——对寡言的老陈，就说是“自己攒的”或“帮人捎带”；对爱唠的何掌柜，就抬出“东家”或“府里零用”。话不多说，恰到好处。
进了铺子，眼不乱瞟，直奔正题。验银、称重、算账、取票、登记、画押，每个环节都稳稳当当，不催，也不磨蹭。银票到手，对着光快速一瞥，确认无误，绝不细看第二遍，立马收好。找零的铜钱，当面点清，不拖沓。
整个过程，快，稳，平常。像街上每天发生百八十回的普通买卖。
他也渐渐咂摸出这两家掌柜的不同。老陈是块实心木头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多一分没有，少一分不行。你照他的规矩来，他就给你办事，不问来路，也不套近乎。何掌柜则是面儿上活泛，喜欢扯两句闲篇拉主顾，但心里那本账也清，该收的水钱一分不少，该验的成色一点不马虎。
两种人，两种处法。对老陈，就得干脆利落，显出你懂行、守规矩。对何掌柜，则可以稍松缓些，接一两句闲话，让他觉得你这主顾随和、能做长久生意。
马伯庸小心翼翼地拿捏着这分寸。他不需要和他们成朋友，那太险。他要的是一种“有限的熟脸”——掌柜的认得他，觉着这是个规矩的、隔三差五来办点小事的主顾，不会特别留意，但也不至于轻易起疑。
这天，他又揣着十几两散银来到“何记”。天阴冷，何掌柜的紫砂壶换成了个热手炉捂着。
“哟，您来了。”何掌柜招呼道，“今儿天冷，兑了银喝碗热汤再走？隔壁羊肉汤鲜。”
马伯庸笑着摆摆手：“谢您好意，还得赶回去交差。东家等着呢。”
“也是，差事要紧。”何掌柜不再让，验着银，忽然道，“这回银子成色，比上回齐整些。”
马伯庸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纹丝不动：“是么？许是东家这回赏的是新锞子。”他其实有意掺了几块稍好的，试试水深。
何掌柜点点头，没深究，一边写登记簿一边似随口问：“您东家家大业大，常在城里住？”
“主子的事，咱下人哪敢多打听。”马伯庸把话轻轻挡回去，笑道，“掌柜的今日气色好。”
何掌柜也笑了，不再多言，将一张十两的“协成”票和找零推过来。
走出“何记”，冷风一吹，马伯庸才慢慢吐出口气，感觉里衣的后背微微有些潮。刚才何掌柜那随口一问，是个小试探，也可能只是闲扯。但他不能冒半点险。这些掌柜的都是人精，摸过的银子多了，眼睛毒。往后得更留心，成色不能太好，也不能太杂，得维持在那个“大户零碎赏钱”的框子里。
他心里明镜似的，这座暗处搭起来的“桥”，每根木头都得是寻常模样，不能有一根扎眼。桥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，踩上去了，就不能回头，也不能有半步踏空。
晚上，回到自己那间冷清的小屋，闩好门。他才从贴身内袋里，把最近换来的银票一张张取出，就着油灯昏暗的光，铺在炕席上。有“广源”的淡青色，有“协成”的米黄色，纸张硬度不同，印章的红色深浅也略有差异。他用指腹轻轻抚过那些凹凸的印文和密密的暗花，冰凉的纸张，却承载着他全部的热望和身家性命。它们轻飘飘的，摞在一起也没多少分量，可又沉甸甸的，压在他心口，是他通往墙外那个未知天地的全部盘缠和底气。
他一张张理好，重新藏妥。桥，在一寸一寸往前铺。离对岸，还远。但每铺一寸，脚下的实感就多一分，那份孤注一掷的决心，也硬一分。
他缩缩脖子，吹熄了灯，在黑暗里躺下。窗外风声呜咽，像遥远的潮水。明天，还得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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