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光还浮在相机上方，像一缕没散尽的雾。我手指贴着底盖边缘，金属壳子冰凉，但那光不冷，也不热，只是安静地亮着，仿佛从相机内部长出来的一样。
陈砚蹲在我旁边，膝盖发出轻微的响声。他右肩动了一下，布条松了半寸，血没再流，但皮肤底下肿得发硬。他没去碰，只盯着那行字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“她不在这里。”他低声念了一遍，像是怕说重了会惊走什么。
我没接话。左耳第二枚银环忽然震了一下，短促，清晰。不是痛，也不是之前那种往脑子里钻的嗡鸣，就是一下震动，像有人用指尖轻轻敲了敲骨头。
三短，三长，三短。
SOS。
我抬手摸了摸银环，指腹蹭过表面细小的划痕。这枚是三年前打的，当时在云南拍一组边境流浪儿童的照片，回来后耳朵肿了半个月。它不属于林晚，也不属于那个被叫作“念”的七岁女孩。它是我自己选的，自己戴上的。
“你还感觉到了？”陈砚问。
我点头。“刚才是SOS。”
他呼吸沉了几分，没说话，转头看向满地狼藉的控制台。备用电源模块歪在角落，电线像死蛇一样缠在一起。主屏幕黑着，只有几块监控屏偶尔闪出雪花点，映得他半边脸忽明忽暗。
“消息只出现在这台相机上。”我说，“你拿别的设备试过吗？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形电筒，打开，照向相机镜头。光束扫过，蓝字没变。他又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对准投影区域拍照，屏幕一片灰。
“信号源找不到。”他说，“不是广播式传输，也不是本地生成。它像是……专程为你来的。”
我低头看着相机。这玩意早就该报废了。胶卷卡死在第三卷，快门弹簧断了，电池拆下来有半年。可它现在不仅亮了，还成了唯一能接收这条信息的终端。
“你觉得是谁发的？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声音低，“可能是某个残留意识体，也可能是系统残存逻辑在自我重组时产生的异常反馈。或者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是另一个知道内情的人。”
“林晚不会这么写。”我说，“她要说‘妈妈在等你’，或者说‘回家吧’。她喜欢留缝隙，让人自己往下掉。‘她不在这里’太干净了，没有钩子。”
“所以更可能是求救。”他慢慢站起身，靠在操作台边缘喘了口气，“她在找你，而不是引你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相机边缘。灰尘沾在掌心伤口上，有点痒，但我没去擦。我知道我在犹豫什么——我们才刚关掉系统，身体几乎散架，连站稳都费劲。现在又要追一条来路不明的消息，冲进一个未知地点？
可如果我们不追呢？
我闭了下眼。脑海里闪过那些画面：商场里人群茫然睁眼，一个女人问“我怎么在这儿”；孩子哼着摇篮曲，调子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；还有左耳的震动，三短三长三短，像某种回应。
如果这是唯一的线头，我不能让它断。
我睁开眼，把相机塞进风衣内袋，拉好拉链。布料蹭过伤口，火辣辣地疼。
“我得去。”我说。
陈砚看了我一眼，没问为什么。他弯腰捡起背包，拉开检查了一下，翻出一卷绷带、一把多功能刀、一张折叠地图。他把实验笔记残页夹进防水袋，塞进胸前口袋。
“我也去。”他说，“路线我熟。城郊有一片废弃村落群，九十年代末清拆过一次，后来荒了。信号盲区多，适合藏东西。”
我没问他怎么知道这些。有些事不用问。他追了二十年，不可能没查过所有可能的节点。
我们各自处理伤处。我用新的纱布包好左手，动作慢，但尽量稳。陈砚重新绑紧右肩，把旧布条扔进废纸篓。他试了试手臂活动度，眉头皱了一下，但没说不行。
“相机还能维持信号吗？”他问。
我取出电池，又装回去。蓝光闪了一下，很快恢复原状。
“还在。”我说。
他点头。“那就走。”
我们最后看了一遍控制室。主控台彻底熄火，线路裸露在外，像被剖开的胸腔。我走过去，把备用电源开关彻底关闭，确认不会意外重启。陈砚拔掉最后一根数据线，扔进铁箱。
“不会再用了。”他说。
我没应。我知道这种话没意义。只要还有一个碎片活着，这个系统就可能重建。
我们并肩走出控制室，门在身后合上。走廊空荡，应急灯只剩一盏还亮着，昏黄的光洒在地上，像一层薄锈。我伸手按了下左耳银环，它还在震，频率稳定。
三短，三长，三短。
一路沉默地穿过商场后区。员工通道的铁门虚掩着，我们从侧门出去，外面天已经黑透。风刮得厉害，卷着落叶打在脚边。街对面路灯下站着几个行人，正低头看手机，没人抬头。
陈砚带着我绕到地下车库。他的摩托车停在角落，黑色，落了一层灰，但轮胎还有气。他检查了一下油量，拧开油箱盖灌进半瓶备用燃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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