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孤锋照山河》第一卷《淞沪烽火（1937–1938）》
第五十一章：日特密信破译术
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的长沙，晨雾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，沉甸甸地压在福音堂的青瓦上。令狐靖远坐在译电科厢房的八仙桌前，指尖捏着半张泛黄的宣纸——那是前日从小吴门客栈松井身上搜出的密信残页，边缘被火燎得卷了毛边，字迹却仍清晰，是用极细的狼毫写的小楷，落款处只余一个模糊的“松”字。桌案上摊着本翻得卷了边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是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的版本，书页间夹着十几张写满批注的便签，最上面那张用铅笔描了个表格，标注着“页码出现频率统计表”，是督察处破译员小马昨夜熬到后半夜画的。
“处长，您看这‘12-7’，真的出现了五次。”小马端着个粗瓷碗走进来，碗里是热粥，冒着白汽，混着淡淡的米香。他把碗放在桌角，手指点着表格上的红圈，“除了这个，‘8-3’‘15-9’也各出现三次，我按您说的，把对应的诗句都抄在旁边了。”
令狐靖远“嗯”了一声，目光没离开残页。他指尖在“12-7”这串数字上轻轻摩挲，宣纸的纤维被磨得发毛。昨夜他让小马把《唐诗三百首》按页码拆开，逐页比对，直到寅时才在第十二页第七行找到对应的句子——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。这句诗是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，他小时候在奉化老家的私塾里背过，先生还特意指着“绿”字讲炼字的妙处，可此刻这字落在密信上，却像个顽固的谜，横看竖看都摸不透章法。
“粥要凉了。”小马见他不动，又催了一句。这孩子自武汉码头跟着来长沙，脸上的稚气褪了些，眼下却挂着青黑，显然是没睡够。
令狐靖远抬手按了按眉心，把残页推到一边，端起粥碗抿了一口。粥是糙米粥，混着几粒绿豆，温热地滑进喉咙，却没压下心头的燥。他想起三日前在长沙行营接到的戴笠密电，电文用密写药水写在《湖南公报》的广告栏里，需用苏打水浸润才能显影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“长沙密电屡泄，日军似握新密码，速查。”那时窗外正下着雨，行营的电报员捧着电码本叹气，说第九战区刚发往九江的布防图又被日军截了去，“就像咱们的密码本搁在人家桌上似的”。
“除了‘12-7’，其他高频数字对应的诗句呢？”令狐靖远放下粥碗，拿起小马抄录的便签。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：“8-3：床前明月光（李白《静夜思》）；15-9：独在异乡为异客（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）；20-5：红豆生南国（王维《相思》）……”
“这些句子拼在一起，根本不成话。”小马蹲在旁边，手指抠着桌腿的木刺，“会不会日军就是随便找的数字凑数？故意晃咱们的眼？”
令狐靖远摇头。他想起黄埔四期时战术教官讲密码学时说的话：“好密码从来不是靠复杂数字唬人，是把秘密藏在最显眼的地方。”那时教官拿了本《孙子兵法》，在黑板上画密码表，“比如‘知己知彼’，既可以是情报，也可以是密钥，就看你怎么用。”
他重新拿起残页，对着窗户的光亮看——纸背隐约有淡淡的印痕，像是之前用硬物压过。“去把李敬堂带来。”令狐靖远突然开口，指尖在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几个字上敲了敲，“让他看看这些诗句，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。”
小马应了声，抓起墙角的枪就往外跑。厢房里只剩令狐靖远一人，晨雾渐渐散了些，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，在桌案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把《唐诗三百首》的书页映得发亮。他翻到第十二页，盯着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看了半晌，突然起身从藤箱里翻出张长沙地图——是刘副官昨天送来的，上面用红笔圈着日军近期的活动范围，从岳麓山到湘江边，密密麻麻画了十几个圈。
“江南岸……”令狐靖远低声念着，指尖在地图上的湘江边划着。长沙城被湘江劈成南北两半，江南岸是天心阁一带，老巷子多，上个月刚查出有日军特务据点；江北岸则是第九战区的驻军所在地，戒备森严。难道“江南岸”指的是天心阁？他正琢磨着，门外传来铁链拖地的声响，是小马押着李敬堂进来了。
李敬堂穿件灰布囚服，头发乱得像团草，脸上还有道没擦干净的墨痕，想来是昨夜在牢房里写供词蹭上的。他进门就往地上跪，膝盖“咚”地撞在青石板上，声音发颤：“令狐处长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！松井从来没跟我说过密码的事，他只让我抄密电……”
“起来说话。”令狐靖远把残页推到他面前，“看看这几句诗，有没有印象？”
李敬堂哆哆嗦嗦地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残页上的诗句，突然浑身一震，嘴唇翕动着说不出话。令狐靖远注意到，他的指尖在微微发抖，眼神里既有恐惧，又有几分慌乱，像是被戳中了什么要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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