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孤锋照山河》第一卷《淞沪烽火（1937–1938）》
第五十四章：沪上安全屋换址
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的上海，法租界霞飞路的梧桐树叶刚抽新芽，嫩绿色的叶尖沾着晨露，在阳光下闪得细碎。令狐靖远站在“荣记裁缝铺”的后巷里，指尖捏着块半枚铜钱——这是之前跟苏浙别动队约定的联络暗号，铜绿斑驳的边缘硌得指腹发疼。巷口老槐树的树洞前，周伟龙正弯腰往里面塞纸条，藏青色中山装的后领沾着片棉絮，是昨夜在闸北排查日特窝点时蹭上的。
“闸北那两处安全屋彻底暴露了。”周伟龙直起身，将半枚铜钱递回给令狐靖远，指缝里夹着张揉皱的纸条，“昨夜日特突袭时，老陈为了烧密码本，胳膊被弹片划了道口子。现在租界外的眼线说，日军特高课在闸北贴了布告，画着咱们情报员的画像，连穿什么颜色的袜子都写了。”
令狐靖远接过纸条展开，上面是用密写药水写的小字，需借着晨光才能看清：“日特增派三队巡逻兵，沿苏州河布防，每半小时查一次通行证。”他将纸条凑到鼻尖闻了闻，有淡淡的煤油烟味——是申报馆印刷机用的油墨，想来是藏在报纸里送出来的。
“得换地方了。”令狐靖远将纸条塞进鞋底的暗袋，那里垫着层油纸，能防汗湿。“之前跟杜月笙说好的十六铺仓库，现在还能用吗？”
周伟龙摇头，往巷口瞥了眼——两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正倚着电线杆抽烟，皮鞋后跟的“三横一竖”标记在晨光里若隐若现，是特高课的探子。“上周张啸林的人在仓库周围转悠了好几次，青帮的老陆说，怕是被日特盯上了。”他压低声音，往令狐靖远身边凑了凑，“要不跟杜先生再商量商量？他在法租界的产业多，说不定有合适的地方。”
令狐靖远没应声，指尖在老槐树的树皮上划着。树皮粗糙，像极了黄埔军校操场边的老桉树，那时他和周伟龙总趁教官不注意，在树干上刻名字，刻得深了，指尖渗血也不疼。如今周伟龙的鬓角已添了些白发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上海的硝烟，再不是当年那个跟他抢馒头的少年了。
“去百乐门。”令狐靖远突然开口，转身往巷外走，“杜月笙的‘恒社’弟子有在百乐门当乐师的，混在乐队里不容易被察觉。另外，申报馆的地下室也能用，印刷工的身份方便传递情报。”
周伟龙跟上他的脚步，皮鞋踩在青石板上，惊飞了檐下的麻雀：“申报馆？那里离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近，万一被查水表的撞见……”
“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令狐靖远拐进霞飞路的人流，将风衣的领口竖起来，遮住下巴，“日特总盯着偏僻的弄堂，不会想到咱们藏在报社里。再说，申报馆的老印刷工是青帮的人，去年帮咱们送过三次密信，可靠。”
两人沿着霞飞路往百乐门走，沿途的咖啡馆飘出咖啡豆的香气，混着旗袍女人身上的香水味，把租界的繁华裹得黏稠。路过一家钟表店时，令狐靖远突然停下脚步——橱窗里的座钟指着九点整，钟摆的“滴答”声里，他听见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，跟了至少三条街了。
“进去修修表。”令狐靖远推开门，黄铜门把手冰凉，映出他身后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——袖口别着支钢笔，笔帽上的樱花图案是特高课的暗号。他走到柜台前，将怀表放在玻璃柜上，这是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大捷后送的，银质表壳上刻着“守土”二字，表链缠着圈红绳，是妻子托人从奉化老家寄来的。
“表走得慢了。”令狐靖远按住怀表的表盘，不让修表匠打开，眼角的余光瞥见周伟龙正站在门口假装看橱窗，右手悄悄按在腰间的枪上——那是支德制毛瑟C96，枪身缠着胶布，是去年从日特手里缴获的。
修表匠是个干瘦的老头，老花镜滑在鼻尖上，拿起怀表翻来覆去地看：“先生这表是德国货吧？机芯得好好擦擦，不然要生锈的。”他用镊子撬开表壳，突然往令狐靖远手里塞了张纸条，指尖在他手背上敲了三下——是青帮的暗号，“有人跟着你，从霞飞路就开始了。”
令狐靖远捏紧纸条，往柜台下瞥了眼——修表匠的脚边放着个铜制烟盒，上面刻着“恒社”的标记。他突然笑了，指着眼镜腿：“老师傅，你这眼镜该换了，镜片都花了。”
修表匠愣了愣，随即点头：“是啊，老了，眼神不行了。”他拿起擦表布，故意往地上掉了块，弯腰去捡时，低声说，“杜先生在百乐门后台等你，带了十个‘恒社’弟子。”
令狐靖远付了修表钱，转身往外走。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还站在街角，见他出来，连忙转身假装看报纸。周伟龙跟在他身后，低声说：“要不要动手？”
“不用。”令狐靖远往百乐门的方向走，脚步没停，“等换了安全屋，再让青帮的人‘送’他们出城。现在动手，反倒打草惊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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