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孤锋照山河》第一卷《淞沪烽火（1937–1938）》
第六十一章：华中防谍网章程拟写（1938年6月5日—6月8日）
1938年6月2日清晨的武汉，薄雾还没散尽，汉阳兵工厂周边的街道上已响起零星的脚步声——有挎着饭盒去上工的工人，有推着小车叫卖热干面的摊贩，还有几个穿着短褂、袖口别着毛巾的黄包车夫，正蹲在街角等着生意。令狐靖远站在特别情报处临时据点的二楼窗前，手里捏着两份叠得整齐的文件，指腹反复摩挲着纸页边缘，留下几道浅浅的褶皱。
这两份文件，一份是汉阳兵工厂日特清剿行动的详细报告，上面用红笔圈着“后勤维修岗三名日特均持有‘黑田’签署的联络信”“床板夹层搜出的锅炉车间结构图标注‘呈黑田阁下’”；另一份是长沙码头截获运粮船的审讯记录，船主刘老三的供词里，“受长沙黑田先生指派”“后续物资需经黑田亲自核对”的字样，和汉阳那份报告里的“黑田”形成了刺眼的呼应。
令狐靖远的眉头拧得很紧，他身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，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丝合缝，胸前别着的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”徽章，在晨光里泛着冷光。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特别情报处少将处长、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督察室少将处长，兼苏浙沪别动队情报大队大队长，他经手的谍报案不计其数，却从未像这次这样，被一个“黑田”搅得心神不宁——从5月10日在重庆太古号参与抓捕的那个“黑田”，到汉阳、长沙接连出现的“黑田”，这三个“黑田”的供词、特征甚至口音都对不上，像三颗散落在棋盘上的棋子，看似有关联，却找不到能串联起来的线。
“处长，余玠先生带着电讯组的监测数据过来了，还有……重庆总部的密电刚到，是戴老板亲自批的。”小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他左臂的绷带换了新的白纱布，走路时左臂微微贴在身侧，显然伤口还没完全愈合。他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上印着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绝密”的字样，封口处盖着红色的火漆印。
令狐靖远转过身，快步走到桌前，接过信封时，指尖触到信封边缘的凉意，像触到了重庆那夜的江风。5月10日的重庆，嘉陵江面上的“太古号”邮轮灯火通明，他当时以军事委员会特别事件调查组副组长的身份，配合戴笠亲自指挥抓捕行动——根据线报，“黑田”将在邮轮上与重庆日特接头，传递第九战区布防图。那晚的行动很顺利，他们在邮轮顶层的包厢里抓住了一个左脸带疤、操东北口音的男人，从他的皮箱里搜出了加密电报和一本标注“黑田”的记事本。
可审讯时，那个男人却只字不吐，无论用刑还是利诱，都像块捂不热的石头。当时戴笠就皱着眉说：“这个黑田不对劲，太镇定了，不像是能接触到核心情报的人。”现在想来，戴老板的直觉果然没错——汉阳兵工厂的日特供出的“黑田”是“右手缺半截小指”，长沙刘老三描述的“黑田”是“戴黑色礼帽，从不在白天露面”，这三个“黑田”的特征没有一处重合，唯一的共同点，就是都被称为“黑田”。
“拆开吧。”令狐靖远对小陈说，目光落在余玠手里的监测记录本上。余玠推了推眼镜，将本子摊开在桌上：“处长，这是近三天汉阳、长沙两地监测点的电波数据，有三个频率很异常，每天凌晨两点到三点准时出现，信号强度忽强忽弱，像是在刻意躲避监测。我们尝试用之前破译的日军密码本解读，都失败了——这些电波的加密方式，比荣记裁缝铺截获的电台更复杂，很可能是新的密码体系。”
小陈这时已经拆开了重庆的密电，他凑近灯光，轻声念了出来：“‘令狐靖远同志，5月10日太古号捕获之‘黑田’，经多轮审讯仍未吐露核心信息，其随身记事本中‘黑田小组’‘华中三分站’等字样，与近期截获的日军特高课通讯高度吻合。初步判断‘黑田’非单一人员，实为日特小组代号，该小组在华中、华东、西南均有布点，武汉、长沙为重点活动区域。望你以华中地区反谍专员身份，尽快整合三地防谍力量，深挖‘黑田小组’网络，必要时可直接向我汇报进展。戴笠，6月2日。’”
“果然是个小组。”令狐靖远接过密电，手指重重按在“华中三分站”几个字上，心里的沉石终于落了一半，却又立刻被新的焦虑提了起来。如果“黑田”是个小组，那汉阳、长沙、上海之前清剿的据点，很可能只是这个小组的外围站点，真正的核心成员、核心据点，还藏在更深的地方。武汉会战迫在眉睫，一旦“黑田小组”把华中地区的军事部署情报传给日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余玠，你立刻让电讯组调整监测策略，把那三个异常频率列为重点，安排人手24小时值守，一旦捕捉到完整的电波信号，立刻尝试破译——哪怕只能解出几个字，也要找出来。”令狐靖远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“另外，把长沙码头截获的电台零件再清点一遍，看看能不能改装出更灵敏的监测设备，现在的设备，还不足以覆盖整个武汉城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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