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卷 淞沪烽火
第八十章:法租界暗流——周伟龙办事处的监视与档案转移(1938年10月12日)
1938年10月12日的上海法租界,清晨的雨丝细得像蚕丝,黏在辣斐德路的梧桐叶上,顺着叶脉滑下来,在青石板路上积成小小的水洼。周伟龙的办事处就藏在这条街中段的一栋石库门里,门牌号被一块褪色的蓝布帘子挡住,帘子上绣着“恒昌商号-账房”的字样——这是他接任上海区区长后,特意让老伙计绣的,既符合商号的伪装,又能让自己人一眼认出。
早上七点四十分,办事处的木门被“笃笃笃”地敲响了,节奏是“长-短-长”,这是内勤书记小张的接头暗号。周伟龙刚把最后一份核心档案塞进办公桌的夹层,听到暗号,他摸了摸左手无名指上的素银戒指——内侧“守土”二字被体温焐得温热,这是1932年淞沪抗战时部下凑钱给打的,现在成了他每次紧张时的习惯动作。
“进来。”周伟龙把桌上的账本摊开,假装在核对账目。门被推开,小张浑身湿漉漉地走进来,手里拎着个油纸包,里面是刚买的生煎包,热气把他的圆框眼镜熏得模糊。“周区长,外面雨下大了,刚才我在弄堂口看到两个穿灰制服的巡捕,盯着咱们这儿看呢。”小张一边擦眼镜,一边把生煎包放在桌上,油纸包上的水珠滴在账本上,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周伟龙的心沉了一下。三天前,令狐靖远就提醒过他,法租界警务处最近在“清理租界内的可疑机构”,十有八九是受了日伪的撺掇。他走到窗边,撩开厚重的土布窗帘,透过缝隙往外看——弄堂口果然站着两个巡捕,穿的是法租界警务处的灰制服,袖口绣着黄色的编号,手里拎着黑色的公文包,正和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说话,眼睛却时不时瞟向办事处的方向。
“小张,把那三份‘甲类档案’拿出来,藏到地窖的暗格里。”周伟龙压低声音,指了指办公桌旁边的地板——那里有块松动的木板,掀开就是地窖,地窖最里面的墙角有个夹层,是他1937年刚接手办事处时特意挖的,用来藏最核心的情报。
小张刚蹲下身,外面的敲门声突然变了,变成了“咚咚咚”三下重敲,紧接着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,带着点法语口音的上海话:“开门!法租界警务处的!查户口!”
周伟龙和小张对视一眼,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紧张。小张刚要把档案藏进怀里,周伟龙按住他的手:“别慌,按令狐处长说的做。”他走到抽屉边,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,里面装着令狐靖远昨天送来的《人员保护函》——信封是洒金的,上面用毛笔写着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督察处 公函”,打开函件,第一页的抬头是“法租界警务处总办费沃利先生钧鉴”,落款处盖着两个印章:一个是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督察处”的朱红方印,另一个是“军事委员会战时特别情报处”的鎏金圆印,印章的边缘还沾着点新鲜的印泥。
周伟龙深吸一口气,走过去打开门。门口站着三个巡捕,为首的是个高个子法国人,留着络腮胡,穿的制服比另外两个巡捕更挺括,袖口绣着金色的花纹——这是法租界警务处的小队长,周伟龙认识他,叫皮埃尔,上个月还通过杜月笙的关系,请他在霞飞路的“华懋饭店”吃过饭。
“皮埃尔先生,这么早来,有什么事吗?”周伟龙脸上堆着笑,侧身让巡捕进来,小张赶紧端上两杯热茶,茶杯是景德镇的青花瓷,杯底印着“恒昌商号”的字样。
皮埃尔没接茶杯,而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,上面写着“搜查令”,落款处盖着法租界警务处的公章。“周先生,我们接到举报,说你这里‘涉嫌走私违禁品’,需要搜查一下。”皮埃尔的上海话说得磕磕绊绊,眼睛却像扫描仪一样扫过屋里的每一个角落,最后落在了办公桌和地窖的方向。
周伟龙把《人员保护函》递过去,故意把两个印章对着皮埃尔:“皮埃尔先生,你看,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派员,正在租界内执行秘密任务,这是我们的公函,费沃利先生应该知道这件事。”
皮埃尔接过函件,眯着眼睛看了半天,尤其是那两个印章,他伸手摸了摸鎏金圆印,质感很厚重,不像是假的。他皱了皱眉,回头跟另外两个巡捕说了几句法语,那两个巡捕脸上露出犹豫的神色,手里的警棍也放了下来。
“周先生,”皮埃尔把函件还给周伟龙,语气缓和了一些,“既然有费沃利先生的关照,我们就不搜查了。但你也知道,最近租界里不太平,日本人天天来施压,我们也是没办法。”他顿了顿,压低声音,“昨天晚上,有个白俄商人去警务处举报你,说你这里‘藏着反对日本的文件’,我劝你最近小心点,别被人抓住把柄。”
周伟龙点点头,把函件收好,从抽屉里拿出两块银元,塞进皮埃尔的口袋:“辛苦皮埃尔先生了,这点小意思,买包烟抽。”皮埃尔捏了捏银元,笑了笑,跟另外两个巡捕说了句“走了”,转身就往外走,走到门口时,他回头说了一句:“周先生,那个白俄商人叫伊万诺夫,经常在霞飞路的‘蓝调咖啡馆’和人见面,你留意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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