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晓燕很快又将身子前倾过来，低声问道：“有什么可疑人物吗？”
沈宸收回目光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倒是有一两个，可跟咱们没关系。要是白天我当班，碰上了便要注意盘查。”
何晓燕点了点头，想了想，又摇头道：“那不对呀！我记得有几次是在晚上，明明你已经下了班，还是去管了呀！”
“碰巧了嘛！”沈宸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而且都是大案子，可不是现在那几个小偷小摸的家伙可比。”
何晓燕看着沈宸，说道：“说得不全是实话。我总觉得你象是故意在跟特务、汉奸作对似的，别人大概也是这样的看法。”
沈宸耸耸肩膀，说道：“随便别人怎么看，谁让他们倒霉，谁让他们老碰着我，谁让他们的脑门上写着‘坏蛋’呢？”
“你，你挺气人呀！”何晓燕睁大了眼睛，又笑道：“我发现了，你根本就是谁也不怕，难怪得罪人呢！当小巡捕时也是这样吧，要不怎么被派去挨炸弹的报馆。”
沈宸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那又如何？风险与机遇并存，我一下子就升职了，变三道杠了。”
“厉害，真厉害。”何晓燕撇着嘴，说是夸奖，表情却不一样。
沈宸目光一闪，看向门口。
奥尔科特带着一个中国女人走了进来，四下扫视，想找个座位，目光却在沈宸脸上停了下来。
这家伙的眼力不错！沈宸有些无奈，苦笑着招了招手。眼对眼的装不认识，这就不好了。
他陪何晓燕出来，自然不能太过化装，弄得象另外一个人似的。所以，只是戴了眼镜，换了装束，稍微改变了下形象。
奥尔科特笑了，和女人说了一下，竟直奔沈宸这边的座位。
咖啡厅里没几个客人，他这么目标明确地走过来，沈宸只好起身，伸手和奥尔科特握了握，“你好，奥尔科特先生。”
“真是巧啊！”奥尔科特笑着说道：“沈先生，还有这位女士，不打扰你们吧？”
沈宸看了一眼何晓燕，笑道：“不打扰。我们正等着看下场电影，在这里小坐一会儿。”
奥尔科特招呼着女伴儿，不客气地坐在了沈宸和何晓燕的对面。
“沈先生刚刚遇险，便有看电影的闲情，果然不同寻常啊！”奥尔科特一边说着，一边给女伴儿介绍，“这位就是沈探长，你应该看过报纸上的照片吧？”
“沈先生，你好。”年轻女人向沈宸伸过手，笑道：“我叫曹怡馨，《新闻报》的记者。”
“你好，曹小姐。”沈宸觉得把何晓燕放在一旁也不好，便也给奥尔科特作了介绍，“这位是我的朋友何晓燕，她是老师。”
奥尔科特和曹怡馨又与何晓燕打着招呼，四个人算是认识了。
女性从事新闻业，清末就有了，抗战时期更是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女记者。开风气之先的上海，各报纷纷延揽女记者，一时成了一种风尚。
但当时对女记者的定义很宽泛，把凡是在新闻单位里工作的女性都称做女记者。而真正外出采访、写稿子、编新闻，当成一种职业的女记者其实并不多。
虽然四十年代的人们开始逐渐摈弃对“女性也能当记者”的怀疑，但较为开放的上海对女记者的关注似乎仍停留在“女”字上。
自然，女记者的花边新闻也成了茶余饭后不可缺少的谈资。
社会上捧女记者的多了，无形中就把女记者和交际花给搭上边，又确有些花瓶式的女记者混充其中。
因此在这些花边新闻中，不少人对女记者始终抱有很深的成见。
甚至在有些新闻中，作者大多认为记者对于女性而言只是一个找到好对象的跳板而已。有位作者对上海女记者的讽刺更是毫不留情面：
“当我们想起她们，我们就只觉得除了一只花蝴蝶在空中乱穿乱飞一阵之外，别得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她天天的工作就是会见名人，和参加招待会。”
“在招待会上，她吃得很少，但有时也吃得很多，但无论怎样，迟到和早退，她是必然的。而这样矫揉造作无非是为了引人注意。”
“访问名人时，那些名人，看到她卡片上娇滴滴的名字，照例是偷闲接见。缠了多时后，留影道别，于是第二天便能在报上看到注有“本报记者xx与xxx”字样的照片等等。”
“总之，她们从来不知道除了高楼大厦之外，还有其他产生新闻的地方。她们只在名人之间跳动着，她们的卡片像雪片一样在冷气间里飞舞。”
在记者前面加个“女”字以突出其性别，这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象征。而女记者们走出家门，走向街头，勇敢地和男人们竞争，毕竟是社会的进步。
沈宸对此本无可厚菲，只是觉得有些上海的女记者，给人的印象是：玻璃装备，一天到晚，这边钻进，那边穿出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没坐到十分钟，拿起皮包又要走，显得很忙似的，精劲很大，妩媚有余，忍性儿太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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