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此，它大肆搜刮金银，疯狂抢夺物资，破坏中国经济。
七七事变后，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大型伪银行，发行伪纸币，抢占沦陷区市场，以适应其政治、军事侵略的需要。
如在东北，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，取得了侵华战争中较巩固的货币阵地。
在华中、华南，日军则肆无忌惮地采取了五种货币进攻战术，步步加紧渗透。
即以伪币收兑原流通领域里的货币；采取各个击破手法，阻击原有货币流通；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，贬低原有货币价值；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，处处控制市场；以汇票方式大量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汇入伪币，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。
同时，日伪还用高压政策，搜刮沦陷区法币，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币的外汇。
日伪利用汉奸先后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，两行均以法币大量吸收外汇，致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。
国民*政f府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，进行了币制改革，宣布以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家银行（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）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，在全国流通。
这种货币，在华东、华中、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，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。
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，不得不改变策略，放弃对华东、华中法币的驱逐，转而利用法币，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，侵蚀法币市场，扩大伪币阵地。
针对此种情况，国民*政府又采取措施，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。
之后公布的《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》，使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，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“废纸”的梦想彻底破产。
现代化的战争一爆发，便很少是在单一层面，多数是在全方位展开。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后，立刻推行“联合票”，搜刮取缔国民政fǔ的法币。
同时，日本人开始大量伪造纸币，输往国府区，榨取战略物资，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。
为此，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，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，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，其代号叫“杉工作”，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。
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，国民*政f府断然采取“以假对假”策略。
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，下令军统局与欧美钞票公司合作，建立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。
当时，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，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，每当日军发行一种的纸币时，就由军统组织人员日夜赶印，然后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。
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，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。
因此，假币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、棉纱、布匹等物品，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，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。
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日本侵略军推行“以战养战”的经济政策，在没有外汇和金银等贵重金属储备的情况下，用刺刀和炸弹在占领区内强行发行伪政府货币。
这种几乎没有价值的“钞票”被购买或套取中国大量物资与财富。运到日本本土或直接调拨给各支侵略军作为对华战争的给养，用中国的物资来消灭中国。
可是，令侵华日军颇感无奈的是：在华南、华中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“法币”为主要流通货币。
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，法币仍有较强的实力。广大沦陷区中国人坚决抵制伪币！
而此前日军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的军票，也因为既无准备金又无物资储备作为支持，更遭到抵制。这些都给日军在上述地区进行物资的掠夺，带来了极大的阻碍。
但日本人不死心。他们指使汪伪建立伪“中央储备银行”，强行发行“中储券”，再次发起了金融战。
而日军赋予“中储券”的使命仍然是：进一步用白纸套取中国资源，达到“以战养战”的目的。
他们把“中储券”和日本军方发行的“军票”保持捆绑关系，利用侵略者刺刀的强势任意确立它对重庆国民政府法币的汇率。
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对法币的流通渠道进行侵蚀，企图最终驱逐法币，取代它在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。
伪“中央储备银行”的总部设在南京，发行货币称为“中储券”。
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“中储券”，20%是给汪伪政府用的，80%是给日本侵略军用的。
这个货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方：一旦信用积累起来，日本侵略军需要多少物资，社会就要提供给他们多少物资。
由于上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，汪伪政府又在上海成立上海分行。地址就设在外滩十五号，也就是原来俄国人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。
此前，中国银行，中央银行，交通银行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的总部因八一三战败而撤离上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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