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依旧繁忙如织,但空气里除了海水的咸腥,似乎还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。霍启明坐在中环写字楼的顶层办公室,眉头紧锁,审阅着几份新到的询价单。与奥洛夫那条线的刻意疏远,并未让“信天翁贸易”的业务停滞,相反,随着大连产品质量和口碑的积累,来自东南亚、甚至中东的订单在缓慢增长。然而,这些订单利润微薄,且无法带来大连那边急需的“硬家伙”。
真正让他心绪不宁的,是另一条悄然浮现的线索。几天前,一位自称杰克·陈的美籍华裔商人,通过霍家一位远亲的关系找上门来。杰克·陈四十出头,西装革履,言谈举止完全是美国做派,但能说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。他声称自己常驻东京和旧金山,主要从事“战后特殊资产处置和跨太平洋贸易”,背景颇为神秘。
杰克·陈没有直接谈生意,先是叙旧攀交情,闲聊中“不经意”地透露:他的一些“美国朋友”,手上有不少“战后剩余物资”,包括一些“状况良好的二手工业设备”,甚至有些是“美军库存里替换下来的好东西”,比如“小型船用柴油机”、“轻型机床”、“甚至是成套的轧钢辅助设备”。这些东西在美国处理起来麻烦,但在东亚某些“正在工业化”的地区,可能很有市场。
“霍先生,我知道贵公司和大连那边有些合作。”杰克·陈点燃一支雪茄,烟雾后的眼神带着商人特有的精明与试探,“那边在搞建设,缺设备吧?尤其是……重一点的家伙。我这边有些货,价格绝对有竞争力,而且……运输渠道,有办法。”
霍启明心中一凛。对方不仅知道“信天翁”,还似乎隐约指向大连!这比奥洛夫那种半遮半掩的苏联渠道更让他警觉。美国人?美军剩余物资?这背后的水有多深?是单纯的商业冒险,还是另有图谋?是中央情报局的钓鱼,还是真正嗅到商机的国际掮客?
他没有立刻回应,只是打着哈哈,表示对任何有利可图的生意都感兴趣,但需要看到具体的货品清单、技术参数和合法的出口文件。杰克·陈也不急于求成,留下几张模糊的设备照片和一沓英文技术资料摘要,便礼貌告辞,说“等霍先生有兴趣再详谈”。
霍启明不敢怠慢,立刻将杰克·陈的出现、其透露的信息以及那些资料,全部加密打包,连同自己的疑虑,发往沈阳赵刚处。他知道,这可能是比苏联那条线更危险、但也可能带来意外突破的机遇。
大连的冬天寒风刺骨,但试点厂区和临时设备仓库里却热气蒸腾。波兰的“铁马”经过数月磨合,终于有三分之一能稳定产出基本合格的棉纱和混纺纱。虽然产量不高,质量也仅算中等,但意义非凡——这意味着大连的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了一小步,对香港来料加工的依赖减轻了一分。李云龙让人用这批自产纱线试制了一批加厚工装裤,质量居然还不错,成本比用进口纱线降低了近一成。
“海鸥计划”更是捷报频传。“海鸥三号”绕线机经过几轮改进,稳定性和噪音控制大有改善,已经小批量生产了十台,装备到各条生产线,绕线工序效率提升立竿见影。谭师傅团队信心大增,开始谋划下一个目标:仿制改进那台台湾钉扣机的自动送料机构,争取搞出更通用的“海鸥四号”小型自动送料装置。
然而,一个更宏大、也更棘手的需求,正从另一个方向压来。赵刚转来了来自更高层的指示:为应对东南沿海紧张的局势和运输压力,要求东北地区尽快恢复和提升中小型沿海、沿江运输船舶的建造与维修能力。 重点点名了大连、葫芦岛等几个有船舶工业基础的港口城市。
大连造船厂(前身是日占时期的船坞)接到了试制几条百吨级沿海货驳和修复几艘旧渔轮的任务。图纸和船体材料还能想办法,但最要命的是发动机。原有的旧式蒸汽机效率低下,维修困难;国内自行研制的船用柴油机还处于原型阶段,可靠性差。没有可靠的心脏,这些船就是一堆浮动的钢铁棺材。
造船厂的老厂长找到李云龙诉苦:“李组长,听说你们门路广,跟外面有联系。能不能想办法,搞几台能用的船用柴油机?二手的也行,哪怕是旧货,只要还能转,能让我们把船先开起来!现在是有船壳没心脏,急死个人啊!”
李云龙也犯了难。船舶发动机,这可不是缝纫机或小机床,技术复杂,体积庞大,敏感度也高。波兰的易货清单里没有这东西,香港的普通贸易渠道也接触不到。他正一筹莫展时,赵刚转来了霍启明关于杰克·陈和美国“剩余物资”的报告,其中赫然提到了“小型船用柴油机”!
李云龙的眼睛瞬间亮了,但随即又蒙上阴影。美国人的东西?这简直是火中取栗!政治风险比跟苏联搞灰色交易还大!可眼前造船厂的困境又实实在在。他急得在屋里转圈,最后把心一横,给赵刚回电:“老赵,船用发动机是卡脖子的事!杰克·陈这条线,能不能冒一次险?咱不碰敏感的,就只要旧的、民用的、小马力的柴油机,而且要通过好几层转手,绝不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!只要机器能转,能让咱们的船先跑起来,积累经验,就值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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