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疆大捷的喜悦气氛尚未在建康城完全散去，帝国政治与文化的焦点，便再次回到了文华阁与那部正在艰难编纂的《大炎通史》上。然而，历史的书写并非总能在安静的书斋中从容完成，有时，它不得不直面来自最高权力中心的质询与最终定夺。
一个意想不到的、却又牵涉深远的争议焦点，在史馆内部激烈爆发——关于如何评价魏武帝曹操、以及其子曹丕建立的曹魏政权。这个问题，看似遥远，属于三百多年前的旧事，实则极其敏感地牵涉到冉魏政权自身法统来源与历史定位的议题。
以部分北方学者为首的一派，秉持着相对传统和纯粹的儒家史观，认为曹操虽有能力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终究是权臣行径，其子曹丕篡汉自立，更是实打实的乱臣贼子，因此曹魏政权自然属于“僭伪”，在史书中应予明确的批判和贬低。此论符合传统儒家强调的“忠君”思想，也容易与后续批判司马氏篡魏形成逻辑上的呼应，显得一以贯之。
但另一派，包括谢安和一些思想较为通达、注重历史复杂性的学者则提出了异议。谢安在多次内部讨论中阐述其观点：“汉室至桓灵之世，宦官外戚交替专权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已衰微至极，天下分崩离析，实难维系。曹操扫平袁绍、吕布等众多割据势力，统一北方，恢复生产，推行屯田，使饱经战乱的百姓得以喘息，中原文化得以在战火间隙存续，其功绩不容抹杀。且其政权所行制度，如唯才是举（虽后来演变为九品中正）、严明法治，乃至文学上的‘建安风骨’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岂能因‘篡’字而全盘否定？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持反对意见的北方学者，语气平和却犀利，“况且，陛下立国号曰‘魏’，虽圣意明示，意在承继战国魏文侯变法图强、礼贤下士之精神，并以邺城为基业之地。然在天下寻常士人与百姓眼中，难免会与三国之曹魏产生联想。若在官方正史中，将曹魏彻底定性为‘僭伪’，打入另册，于本朝法统叙事之连贯与稳固，恐非益事，甚至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揣测与联想。”
谢安此言，无疑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与敏感处。冉闵定国号为“魏”，固然有地域和历史精神的考量，但在普通民众和大多数士人心中，“魏”字首先联想到的便是三国曹魏。若官方史书将曹魏定性为“僭伪”，那么冉魏的“魏”字难免显得有些尴尬和来历不明，甚至可能动摇部分人对新朝正统性的认知。
双方在史馆内争论不休，引经据典，各执一词，难以达成共识。王猛意识到此事关系重大，已非史馆内部学者争论可以解决，其背后涉及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超学术范畴，遂与谢安联名上奏，将争议核心与双方主要论点陈明，请皇帝圣裁。
于是，一次特殊而重要的御前问对，在庄严肃穆的宣德殿偏殿举行。参与者除了高踞御座的冉闵、侍立一旁的王猛、主要当事人谢安，还有几位持不同观点的史馆核心成员。令人稍感意外的是，新科状元、现任翰林院侍讲张翰，也被特许列席。这既是冉闵有意栽培这位年轻俊才，让他接触最高层次的决策讨论，或许也想听听这位由新朝科举自己选拔出来、思想较少束缚的寒门精英，对此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见解。
殿内，香炉中青烟袅袅，气氛凝重。关于曹魏评价的争论再次上演。持批判论的学者引经据典，慷慨陈词，强调忠君大义不可违；谢安则从容应对，引证史实，阐述其“重实绩、观大势、察民心”的宏大历史观，认为应置于更长的时间维度中看待政权更迭。
冉闵一直沉默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御座光滑的扶手，面色平静，看不出倾向。待双方陈述稍歇，他目光转向一直垂首恭立、努力吸收着双方观点的张翰。
“张修撰，”冉闵开口，声音平和，却带着天然的威仪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“你入翰林院已有数月，参与史书编撰，整理前朝史料，亦有时日。对此事，你有何见解？但说无妨，朕恕你无罪。”皇帝的目光中带着一丝鼓励与审视。
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这位身着青色官袍的年轻官员身上。张翰心中一震，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，也是巨大的考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自压下心中的紧张，出列躬身行礼，然后抬起头，目光努力保持清澈与坚定，迎向皇帝的目光。
“陛下，”张翰的声音初时略显紧张，但很快便调整过来，条理清晰地陈述自己的思考，“臣以为，论史当如观水，需明其源流，察其曲折，辨其清浊，方能知其奔向，晓其大势。曹魏之兴，非凭空而起，实源于汉室不可救药之衰，天下鼎沸之乱。曹操其人，确有权谋机变，亦不乏屠城坑卒之暴虐，史笔不应为其讳。然其终结北方混战，兴屯田以安民，抑豪强以苏困，求贤若渴以致‘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’，使文化典章得以在战火间隙存续发展，此乃不争之事实，亦是不容抹杀之功绩。其子丕篡汉，废献帝，固为臣节有亏，大义有失。然，”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深沉，“观其时势，汉祚已尽，气数已终，天下思定，非曹氏，亦必有他人取而代之。此乃时势使然，潮流所向，非独罪在曹氏一门。若仅以‘篡’字盖棺定论，则难以解释其何以能立足北方数十年，并留下深刻历史印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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