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一日的香港，天气出奇地好。
丁陌清早起来，推开公寓的窗户，阳光哗啦一下涌进来，洒了满屋。远处太平山上的绿树在晨光里显得格外鲜亮，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泛着细碎的金光，几艘早班的渡轮正缓缓驶向对岸的九龙。
他洗漱完，换上一身简单的灰色中山装——这种衣服现在在香港很常见，不算显眼。走到厨房，烧了壶开水，泡了杯茶。茶叶是龙井，朋友从杭州寄来的，不多，他平时舍不得喝，今天却想喝一点。
端着茶杯走到客厅，打开收音机。收音机是老式的美国货，木头外壳，调频旋钮有些松了，得小心翼翼地转。滋滋的电流声里，传来BBC的英语新闻，接着是本地电台的粤语节目，都是些寻常的市井消息。
丁陌调了调频率，寻找那个他等待已久的声音。
窗外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。卖早点的摊贩推着小车经过，吆喝声隔着玻璃传进来；电车叮叮当当驶过，载着早班的工人和学生；远处码头的汽笛声此起彼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这一切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。
但丁陌知道，今天不一样。
他坐在收音机前的椅子上，茶杯握在手里，茶水的热气袅袅上升。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在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，光斑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。
时间一点点过去。
收音机里换了一个频道，传来国语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：“……现在播报重要消息。今天，十月一日，在北平天安门广场……”
丁陌的手微微一颤，茶水晃了出来，烫在手背上。但他没动，只是更紧地握住茶杯，仿佛那茶杯能给他某种支撑。
播音员的声音继续着，平稳，清晰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用锤子敲进空气里：“……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成立了！”
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鞭炮声，噼里啪啦，像是谁家在办喜事。接着又是一阵，从街的那头响到这头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响。丁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子，一股混杂着火药味和晨风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街上已经有人聚在一起，仰头看着什么。远处一栋楼顶上，升起了一面红旗——不是英国米字旗，也不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，而是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。旗子在晨风里舒展开来，红得耀眼。
更多的鞭炮声响起来，东一处西一处，像春天的第一场雨，先是零星几点，然后连成一片。有人开始敲锣打鼓，鼓声咚咚，锣声镗镗，虽然不成调子，却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欢腾。
丁陌站在窗前，看着这一切。
手里的茶已经凉了，但他浑然不觉。他只是看着，看着那面红旗在楼顶上飘扬，看着街上越聚越多的人群，听着那越来越响的鞭炮声和锣鼓声。
广播里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是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那旋律他太熟悉了，在上海时就听过，在香港的地下电台里也听过，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听得如此清晰，如此震耳欲聋。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
街上有人跟着唱起来，先是几个人，然后是一群人，声音参差不齐，有的跑调，有的忘词，但唱得都很用力，很认真。那些面孔，丁陌大多不认识，有码头工人模样的，有学生打扮的，有穿着长衫的老先生，有围着围裙的妇女，此刻都仰着脸，张着嘴，唱着一首他们也许并不完全理解、却觉得必须唱出来的歌。
丁陌的喉咙动了动。他想跟着唱，但发不出声音。不是不想唱，是唱不出来——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，热热的，胀胀的，像是要溢出来。
他闭上眼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再睁开眼时，街上的红旗又多了一面。又一栋楼的屋顶上，几个年轻人正小心翼翼地把旗子系在旗杆上，然后用力一拉，红旗升了上去，在风里猎猎作响。
广播里的声音换成了群众的欢呼，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，隔着收音机都能感受到那股浪潮般的力量。播音员的声音有些激动，语速加快，正在描述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况。
丁陌关掉了收音机。
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只有窗外的鞭炮声、锣鼓声、歌声，一阵阵传进来，像是远方的潮水，一波一波拍打着这间公寓的墙壁。
他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铁盒子。盒子有些旧了，边角磨得发亮。打开，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：一枚铜钱，已经磨得光滑；一支钢笔，黑色的笔身有些掉漆；几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的人影模糊不清；还有一小叠信纸，纸边都卷了。
最底下，是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纸。丁陌把它拿出来，小心地展开。
纸上画着一幅简单的地图，是中国的轮廓，上面用红笔标着一些点：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重庆、西安、北平……每个点旁边都写着一个日期，有些日期已经模糊了。地图的右下角，用钢笔写着两个字：归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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