鸭绿江的风，冷得刺骨。
一九五零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才十一月，朝鲜北部山区已经盖上了厚厚的雪。志愿军某部后勤仓库设在一条山沟里，说是仓库，其实就是几间用木头和油毡搭起来的棚子，四面透风。外面雪下得正紧，雪花被风卷着，从棚子的缝隙里钻进来，落在堆积如山的物资箱上。
仓库管理员老赵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，哈了口气，热气在冷空气里瞬间变成白雾。他四十多岁，脸上有两道很深的法令纹，是常年皱着眉头留下的痕迹。身上的棉军装已经洗得发白，袖口和肘部打着补丁，但补得很平整。
“赵班长，又来一批！”棚子外传来喊声。
老赵应了一声，掀开厚厚的棉门帘走出去。外面雪地里停着三辆嘎斯卡车，车身上盖着伪装网，网上落了厚厚一层雪。几个年轻的战士正忙着卸货，箱子从车上递下来，一个传一个，动作麻利。
“这啥啊？”一个娃娃脸的小战士抱着个箱子，箱子不重，晃起来里面有东西哗啦响。
“药品。”老赵接过箱子，看了看上面的标记——红十字，还有一些外文字母。他识字不多，但红十字认得，“轻点放，这可金贵。”
“金贵啥呀？”另一个战士凑过来，“不就是些瓶瓶罐罐？”
“你懂个屁。”老赵瞪了他一眼，“这里头是救命的玩意儿。前线上多少同志等着这些药呢。”
战士们不说话了，低头继续干活。雪越下越大，落在他们的棉帽上、肩章上，很快就积了薄薄一层。但没人停下来，手冻红了就搓搓，脚冻麻了就跺跺，箱子一个接一个地传，很快就在棚子里又堆起了一座小山。
老赵拿着登记本，一边看着战士们卸货，一边在本子上记着数。本子是用缴获的美军笔记本改的，纸张粗糙，但够用。他的字写得不好看，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：冻伤膏，二百箱；急救包，三百箱；止血绷带，五百卷；盘尼西林，五十箱……
记到盘尼西林的时候，他手顿了顿。这种药他太熟悉了，在上海的时候就知道，贵得很，一支能换一根金条。现在这五十箱，得是多少条命？
最后一辆车卸完，战士们搓着手往棚子里钻，嘴里嘶嘶哈哈地喊着冷。老赵合上登记本，走到那堆新来的箱子前，准备开箱抽检——这是规矩，每批物资都要抽检，确保数量对、质量好。
他随手搬下一个箱子，箱子不重，外面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。从工具袋里掏出撬棍，插进缝隙，用力一撬。钉子松了，木板裂开一条缝。再撬几下，箱盖打开了。
里面是整整齐齐的冻伤膏，铁皮管子，上面印着字，有中文有英文。老赵拿起一支看了看，又放回去，数了数数量，对得上。
正准备盖回去，他的目光落在箱子角落。那里塞着一小团油纸，像是包装时随手塞进去的缓冲物。但油纸的一角露出来，上面好像有图案。
老赵伸手把油纸团掏出来，展开。
油纸不大，巴掌大小，里面包着什么东西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，一层，两层，三层。
最里面，是一枚铜钱。
铜钱已经磨得发亮，边缘光滑，在棚子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。老赵拿起铜钱，凑到眼前仔细看。铜钱的纹路已经模糊了，但还能看出大概的轮廓，中间方孔，外圆内方，是那种最常见的老钱。
但就在铜钱的一面，靠近边缘的地方，有一个浅浅的刻痕。
老赵的手指抚过那个刻痕。刻痕很浅，像是用细针一点点划出来的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那是一个简单的图案，像一道向下延伸的漩涡，又像是水面泛起的涟漪。
他的手抖了一下。
棚子外，风还在呼啸，卷着雪片从缝隙里钻进来，落在他的肩膀上、帽子上。但老赵浑然不觉，他只是盯着那枚铜钱，盯着那个刻痕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记忆像开闸的洪水，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上海。码头。仓库。
很多年前，他还是个学徒，在码头上跟着师傅学记账。师傅姓许，是个严肃的老头，手艺好，人也正。许师傅不光教他记账，还教他认字，教他做人的道理。
那时候日本鬼子还没走，码头上天天有日本兵巡逻，有汉奸稽查队查货。许师傅经常半夜被叫起来，去码头清点一些“特殊”的货物。那些货物来路不明，有时候是药品，有时候是机器零件，有时候是些说不上名字的化工原料。
每次清点完，许师傅都会在账本上做个记号。不是文字，是一个图案，一个像漩涡一样的图案。
老赵问过那是什么。许师傅只是摸摸他的头，说：“小孩子别多问。记住这个图案，以后要是见到了，就知道是自己人。”
后来许师傅走了，说是回老家。走之前塞给他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是几块大洋，还有一句话：“好好活着，以后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”
再后来，上海解放了。老赵报名参军，跟着部队一路往北打，最后跨过鸭绿江，来到朝鲜。因为他会记账，被分到后勤部门，管仓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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