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后一次见王安民，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他背着个褪了色的帆布包，包带磨得发亮，裤脚沾着火车卧铺的灰，站在树影里看我家那座老院。院墙上的爬山虎枯了大半，露出里面斑驳的土坯，只有院角那棵枇杷树还绿着，叶子被秋风吹得沙沙响。
“老叔。”我喊了一声。他转过头，头发白了大半，额角的皱纹比记忆里深了不少，眼里却没什么波澜，只点了点头：“云飞回来了。”
这是他离开村子十五年后，头一回回来。
王安民是我爹王老实最小的弟弟，比我爹小十岁。小时候我总听秀兰娘说，老叔是家里最“出息”的。我爷我奶没读过书，却咬着牙供他念到了高中，他是王家第一个能背唐诗的。那时候他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别着支钢笔，坐在老院的枇杷树下看书，阳光透过叶缝落在他脸上，连睫毛都透着股斯文气。
他娶老婶那年，我才五岁。老婶是镇上小学的老师，梳着齐耳短发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婚礼那天，老叔喝醉了，拉着我爹的手哭：“哥，我这辈子没白活，将来我要让我闺女也念书，念最好的大学。”
后来堂姐出生了，取名叫“书雅”。老叔把这名字绣在书雅的襁褓上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却是他熬了半宿缝的。书雅从小就随他，爱看书，放学回来不先吃饭，先蹲在枇杷树下写作业。老叔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，给她削铅笔，遇着难题了，他就拿根树枝在地上画，一画就是半天。
2008年夏天，书雅考上了北京大学。录取通知书寄到村里那天，老叔拿着那张纸，手都在抖，在院子里转着圈喊：“我闺女考上北大了！考上北大了！”喊着喊着就哭了，眼泪砸在通知书上，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没过多久，老叔就辞了村里小学代课老师的活儿，跟老婶一起，带着书雅去了北京。临走前，他把老院的钥匙塞给我爹：“哥，这院子你帮我照看着，尤其是那棵枇杷树，别忘了浇水。”我爹点头：“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。”
他走后，每年冬天都会寄张照片回来。有时是在北大校门口拍的，书雅站在中间，老叔和老婶站在两边，三人都笑着；有时是在出租屋里拍的，墙上贴着书雅的奖状，桌上摆着老婶做的家常菜。老叔在信里总说“一切都好”，说书雅在学校拿了奖学金，说他在学校附近找了个修自行车的活儿，说老婶在小区里帮人带孩子，日子过得“踏实”。
可我娘去北京看亲戚时，回来偷偷跟我爹说，老叔过得不容易。修自行车风吹日晒，冬天手上冻得全是裂口；老婶带孩子受气，有回被雇主骂了，躲在楼梯间哭；他们租的房子在顶楼，夏天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书雅写作业，得把桌子搬到楼道里借光。
“别跟他说我看见了。”我娘叹着气，“他好面子，知道了该难受了。”
书雅毕业后，考了深圳的公务员。老叔和老婶又跟着去了深圳。那时候书雅分了套小公寓，老叔老婶就住客厅的沙发床。老叔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，老婶去超市当保洁，日子依旧紧巴，却总在电话里说“书雅出息了，我们跟着享福”。
变化是从书雅结婚后开始的。书雅的丈夫是本地人，家里条件好，对书雅疼惜，却不太瞧得上老叔老婶。有回老叔在鞋摊前修鞋，书雅的丈夫开车路过，摇下车窗喊了声“爸”，语气淡淡的，没停就走了。老婶跟我娘打电话时哭，说书雅总劝他们“别太累了”，可话里话外，都是嫌他们“给她丢人”。
老叔和老婶的架，也是那时候开始吵的。起初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，比如老叔修鞋回来晚了，老婶忘了买菜；后来就吵得凶了，老婶骂老叔“没本事，让闺女抬不起头”，老叔骂老婶“势利眼，忘了当初是谁陪你熬过来的”。书雅夹在中间，劝了这个劝那个，劝着劝着也烦了，索性不怎么回家了。
2019年冬天，老叔给我爹打电话，说他跟老婶离了。我爹在电话里劝了半天，老叔只说“过不下去了”，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挂了电话，我爹蹲在枇杷树下抽了半包烟，说：“民子这辈子，就盼着闺女有出息，到头来倒落得孤身一人。”
离婚后，老叔没再跟书雅住。他在深圳郊区租了个小单间，还摆着修鞋摊，只是话更少了。书雅偶尔去看他，放下些钱就走，两人没什么话说。有回书雅带着孩子去，孩子怯生生地喊“爷爷”，老叔想抱，孩子却躲到书雅身后，老叔的手僵在半空，半天没放下。
今年春天，书雅给我打电话，说老叔要回村了。“他总说想老家的枇杷树，”书雅的声音隔着电话，听着有些远，“我劝他别回，村里条件不好，他不听。”
我去火车站接他时，他就坐在候车室的角落，帆布包放在脚边，眼神空落落的。看见我，才勉强笑了笑：“云飞，麻烦你了。”
回村的路上，他没怎么说话，只是扒着车窗看。路过村小学时，他停了停，说：“我以前就在这儿代课，书雅小时候总来这儿等我。”路过村口的小卖部时，他又说：“以前书雅爱吃这儿的棒棒糖，一毛钱一根，我总给她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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