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默应该回答“三者都很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不放弃希望”之类的话，但他沉默了几秒。
“我可能并不适合成为一名领导，而更适合做一名做实事的人。”他说，“其实我们团队的骨干，大多数都是在社会中不起眼的人，而我从他们当中学到了很多。苏晴在教孩子，老顾在检索和校正古籍，周锐在修机器，李静在协调永远协调不完的细节……当然，他们今天都没站在这里，但他们做的事，我感觉比我站在这里说的话要重要。”
台下有些细微的骚动。主持人笑着圆场：“陈先生很谦虚。”
第二个问题来自一位学者：“您如何回应那些认为‘利他主义’可能演变为新形式的社会控制的批评？”
稿子里有标准答案：强调自愿原则，强调透明机制，强调可退出性。而陈默看向提问者，略微思考了一下，就给出了他的回答。
“我认为任何批评都应该虚心接受。”他说，“一个新鲜事物出来，是基于旧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诞生的。这种需要是没有好坏之分的，关键看你怎么用，谁在用？我们只能说，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每个人在具备社会属性时，提高自身的服务性，这样在每个人恢复到个人属性时，就能享受自身的成果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利他并不等于无私，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，这个既不现实，也不可能。但我们也不能确保我们对于利他的标准放诸四海皆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与道德观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时刻警惕，警惕有人借利他的名义做坏事。同时，我们更要警惕我们自身，屠龙少年终成恶龙。”
陈默在说这话时，目光扫过台下那些衣着光鲜的面孔，有些人避开了他的视线。论坛结束后，陈默被簇拥着走向休息室。不断有人递名片、邀合影、约后续“深入交流”。他机械地应付着，直到林深过来解围。
“表现得不错。”在回程的车上，林深说，“虽然有点即兴发挥，但效果更好，至少显得真实。”
陈默没接话。他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。
“接下来三天，你有七场会议、四个专访、两个颁奖礼要参加。”林深调出日程，“媒体热度现在是峰值，必须趁热打铁。另外，未来集团那边传话过来，董事会有人提议，考虑以‘共生计划’为基础，成立独立的‘社会创新事业部’，你任总经理，独立运营，集团控股。”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意思是，有人想把‘共生计划’正式商业化。”林深说得很直接，“独立事业部，自负盈亏，可以融资，可以上市。以现在的热度，估值不会低。”
陈默想起维克多的话：越多人关注，就会有越多人想定义你、解释你、利用你。
“你怎么看？”他问林深。
“从推动影响力的角度，独立运作是好事。”林深停顿了一下，“但从你个人的角度，你会从一个做事的人，变成一个管理人。这两者并不一样。”
车停在工作室门口。陈默下车时，林深最后说：“有决定的话，三天内给我答复。董事会那边，我只能帮你拖这么久。”
接下来的三天，陈默见识到了什么叫“烈火烹油”。
他的日程被精确切割成十五分钟为一个单位。上午连着三个视频会议：第一个是和某慈善基金会讨论“规模化复制方案”，第二个是接受某学术期刊的“新锐人物专访”，第三个是和楚国教育部的官员敲定“试点城市评估标准”。
中午在车上吃饭时，萨拉同步汇报数据：“今天有四十三个合作咨询，十九个媒体请求，还有八个自称是你‘老同学’、‘老街坊’的人，想通过你加入项目或者安排工作。”
下午是实地参访。两个国际考察团，一个企业家代表团，前后脚来到核心协作中心。陈默陪着他们走过那些熟悉的房间，重复着同样的介绍词。考察团成员们频频点头，拍照，记录，提的问题都很专业：“单参与者年均成本是多少？”
“社会效益的量化指标如何设计？”
“模式复制的边际成本曲线是怎样的？”
“……”陈默一一回答。回答时，他看见苏晴在教室门口对他无奈地笑了笑，显然，一堂好好的课又被中途打断了。看见周锐远远地站在车间角落，背对着人群继续调试设备。看见几个原本在源点网络中活跃的参与者，在现实中拘谨地缩在一边，像观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展览。
傍晚，最后一个考察团离开后，陈默没有立刻走。他独自坐在协作中心一楼大厅的长椅上，看着墙上那些参与者作品：歪歪扭扭的画、稚嫩的手工、简单却真诚的感谢卡片。
大厅的自动门滑开，一个身影走进来。是阿哲的父亲。
“陈老师。”老人有些拘束，“没打扰您吧？”
“没有。”陈默起身，“不要叫我老师，直呼我的名字陈默就行。阿哲最近怎么样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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