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拿起笔记本，指尖轻轻拂过纸页。最新的一篇写在半个月前，也就是他刚穿越过来不久：“今天又搞砸了，把电子尸温计摔了，魏主任骂我‘连基本操作都不会’。同事们看我的眼神，像在看一个走关系的废物。可是…… 我真的想做好法医，想让那些不能说话的人，说出真相。妈妈以前说，我小时候掉进河里，是警察救了我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想保护别人。现在才知道，保护别人，原来这么难。”
宋清砚的指尖顿在 “想让那些不能说话的人，说出真相” 这句话上，心口猛地一揪。这句话，和他师傅教他的 “为生者权，为死者言”，像两道跨越千年的光，猝不及防地撞在一起。
他继续往后翻，日记里记满了陆衍的挣扎：第一次解剖时，因为害怕吐在了口罩里，被实习生偷偷议论；为了练握刀的稳定性，在宿舍里用胡萝卜模拟解剖，切坏了整整一袋子；看到受害者家属哭着道谢时，偷偷在走廊里抹眼泪，告诉自己 “不能放弃”。这些细碎的、带着委屈和坚定的文字，像一把温柔的刀，慢慢剖开了他对 “陆衍” 这个身份的陌生感 —— 原来这具躯体的原主，和他有着同样的执念。
笔记本的最后一页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穿着蓝色的校服，手里举着一朵皱巴巴的小红花，站在派出所的门口，旁边是个穿着警服的男人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二年级，救我的警察叔叔送我的小红花。我以后也要当能保护别人的人。”
宋清砚拿着照片，突然想起李建国的家属。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妇人，在警局门口握着他的手，哭得几乎晕厥：“法医同志，谢谢你…… 我家老李不是意外，他是被人害死的，你终于还了他清白……” 她的掌心粗糙，带着常年干体力活的老茧，却烫得他心口发暖。
他想起王建军的老母亲，接到结案通知时，在电话里哽咽着说：“我儿死得冤，谢谢你让凶手伏法，他终于能瞑目了……” 电话那头的哭声，像极了大宋时，那些冤死者家属跪在提刑司门口的哀求，也像极了陆衍日记里，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。
这些感谢，无关 “宋清砚”，也无关 “陆衍”，只关那个 “替死者说话” 的人。
落地灯的光落在照片上，小男孩的笑容模糊却明亮。宋清砚突然明白，身份从来不是靠名字定义的，也不是靠脸定义的 —— 是靠手里的活，靠心里的劲，靠那份 “不让真相被埋没” 的执念。陆衍的身体是他在这个时代的船，陆衍的初心是船上的帆，而他自己的记忆和经验，是船底的压舱石。没有船，他到不了真相的岸；没有帆，船只能在原地打转；没有压舱石，船会被风浪掀翻。
他把笔记本放回茶几，走到阳台。出租屋在三楼，窗外是明城的夜景，霓虹灯光在远处的高楼间闪烁，车流声隐约传来，像一条奔腾的河。他想起大宋汴京的夜市，灯笼的光在青石板路上晃荡，小贩的吆喝声、酒肆的猜拳声、马车的轱辘声，交织成一片热闹的人间烟火。那时他验完尸，张提刑会带他去街角的小摊，一碗热汤面，撒上葱花和胡椒，配着两碟腌菜，就能驱散满手的尸气。
现在他站在现代的阳台上，手里没有热汤面，只有一杯凉白开，却突然觉得踏实。他摸了摸口袋，里面装着陆衍的法医工作证 —— 下午从中心回来时，他特意放进了口袋。卡片的塑封有些凉，上面的照片里，陆衍笑得拘谨，却透着一股认真。
他回到卧室，打开衣柜。左边挂着陆衍的 T 恤和牛仔裤，右边放着一个黑色的背包，里面是他从中心带回的法医工具 —— 乳胶手套、解剖刀、放大镜，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《法医学基础教程》。他把背包拿出来，拉开拉链，在最底层放了一本影印的《洗冤集录》。泛黄的纸页上，他用红笔圈出了 “凡验尸，先看顶心、发际、耳窍、鼻孔、口腔，有无异物”，旁边贴着一张便签，是他用陆衍的笔迹写的 “现代法医需同步记录尸温、瞳孔反应，结合光谱仪检测微量物证，不可仅凭经验断案”。
做完这些，他坐在书桌前，打开台灯。灯光柔和地落在纸上，他拿起笔，在新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：
“名者，身之标识也；公心者，身之根基也。标识可换，根基不可移。宋清砚之魂，陆衍之身，皆为‘替死者言，为生者权’。”
笔尖落下的瞬间，窗外的车流声似乎小了些，台灯的光也变得格外暖。他想起楔子里那个暴雨夜，银钗染血后亮起的白光，想起自己在白光里的念头：“或许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种开始。”
现在他终于懂了，那场穿越不是让他舍弃过去，而是让他带着大宋仵作的执念，在陆衍的躯体里，在这个陌生的时代，继续走 “为生者权，为死者言” 的路。镜中的脸或许陌生，但那颗藏在躯体里的初心，从来没变过。
他合上笔记本，抬头看向窗外。远处的霓虹依旧闪烁，却不再让他觉得刺眼。因为他终于明白，身份的重量，从不是来自名字或皮囊，而是来自那份永远不会改变的、对真相的坚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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