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张从旧书摊意外获得的1947年老照片，像一块烧红的炭，烫得我坐立难安。
我将照片藏进钱包最深的夹层，感觉藏的不是一张纸，而是一颗定时炸弹。
回到家，兰漫正在插花，是洁白的百合，香气浓郁得让人头晕。她哼着歌，心情似乎很好。
“回来啦？今天散步开心吗？”她头也不回地问，手指灵巧地修剪着花枝。
“还……还行。”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扫过她的背影，试图找出与那张老照片上女子的任何一丝相似之处。没有，除了那份跨越时空的、对“永恒”的执念。
晚饭时，我食不知味，兰漫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模糊不清。我的全部心思都在那张照片上，在那个可能的、代代相传的可怕“传统”上。如果这不是兰漫个人的病态，而是一种家族性的偏执，那我的处境，比想象中更令人绝望。
深夜，我再次撬开书房的地板，取出那个装着石膏手模的铁盒。借着手机微弱的光，我仔细端详那七只冰冷的手。它们的精致，它们的“专业”，此刻看来，似乎不再仅仅是兰漫个人天赋的产物，更像是一种……传承下来的技艺。
一个疯狂的念头窜进脑海：兰漫的祖母，或者更早的先人，是否也曾用类似的方式，“保存”过她们所爱之人？那张老照片，就是某种暗示或纪念？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，仿佛整个家族的历史都变成了一部关于占有与凝固的黑暗编年史。
我必须离开这里，哪怕只是暂时的。我需要空间，需要氧气，需要理清思绪。张老师曾提过一个紧急情况下的安全屋，是朋友闲置的公寓，地址只有她知道。
我以“公司紧急外派出差三天”为由，开始准备。这个借口漏洞百出，但我顾不上了。我偷偷收拾了一个小背包，只塞了几件 essentials（必需品）和那个钱包。兰漫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担忧和不舍，帮我整理行李，叮嘱我注意安全。
她越是这样“正常”，我越是毛骨悚然。这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又像是一个猎手，在静静等待猎物自己踏入更精妙的陷阱。
第二天，我像逃离瘟疫一样离开了那个家。没有去公司，我直接打车去了张老师提供的地址。公寓位于一个老式小区，位置偏僻，陈设简单，但很干净。关上门，反锁，拉上窗帘，我才敢大口呼吸。
寂静。前所未有的寂静。没有兰漫轻柔的脚步声，没有她哼唱的旋律，没有她无处不在的凝视感。这寂静本该让我放松，却反而放大了我内心的恐慌。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鸟，突然获得了自由，却忘了如何飞翔，只能惶恐地蜷缩在角落。
我拿出那张老照片，放在桌上，久久凝视。
照片上的女子笑靥如花，她是否知道，自己的影像会成为几十年后，另一个陷入同样困境的男人的梦魇？
“愿时光永驻”，这美好的祝愿，在特定的语境下，竟能扭曲成如此可怕的诅咒。
我联系了张老师，告诉她我的临时落脚点，并提到了老照片的发现。
她的语气异常严肃，让我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位置，包括王睿。
她建议我利用这几天时间，冷静思考，做出清醒的决定。
思考？我能思考什么？离开兰漫？然后呢？以她对我的了解和掌控，天涯海角，她真的找不到我吗？那句“如果得不到，就做成标本”的威胁，绝非儿戏。更何况，如果那种偏执真的根植于她的血脉，我的逃离，是否会引发更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？
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。一方面，我对兰漫的恐惧与日俱增；另一方面，一种奇怪的、近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般的依赖感，也在悄然滋生。离开她，我真的能独自生活吗？这三年来，我的生活早已被她事无巨细地包办，我几乎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。
这种无力感，或许才是她最成功的“收藏”方式——她不仅收藏了我的物品、我的身体印记，更在不知不觉中，蚕食了我的独立灵魂。
傍晚，我下楼想去买点吃的。小区门口有个卖烤地瓜的老人，香味扑鼻。我走过去，却看到一对年轻情侣依偎在摊前，分享着一个热腾腾的地瓜。女孩笑得灿烂，男孩眼神宠溺。
那平凡的幸福画面，像一根针，狠狠刺中了我的心。我曾几何时，也拥有过这样简单的快乐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生活变成了现在这样，充满猜忌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“爱”？
我转身离开，没了胃口。回到冰冷的公寓，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开始不可抑制地想念兰漫做的饭菜的味道，想念她温暖的怀抱，甚至想念她那些令人不安的、却代表着她全部关注的情话。
我是不是疯了？还是说，我已经被她驯化，离开了熟悉的牢笼，反而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？
在安全屋的第二天，我像个真正的逃犯一样，不敢出门，拉紧窗帘，靠带来的方便食品度日。手机一直关机，我害怕听到兰漫的声音，更害怕听到任何可能暴露我行踪的提示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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