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像个被当场擒获的贼，机械地走到书架前，从词典后面摸出那部秘密手机。
冰凉的塑料外壳此刻烫得像烙铁。
雪萍伸出手，掌心向上，表情平静无波，甚至带着一丝宽容的笑意，仿佛在等待一个迷途的孩子交出不该玩的危险玩具。
我将手机放到她手上。
她没有查看，没有质问，只是握紧，然后转身，毫不犹豫地打开窗户，将它扔进了楼下潮湿的雨幕中。细微的碎裂声被雨声吞没，如同我心中最后一点微弱的火星被彻底浇灭。
“看，处理掉了。”她关上窗，转身对我微笑，拍了拍手，动作轻快得像完成了一件家务，“这样，我的小凡，就又变回妈妈完全透明、干净的宝贝了。”
她走过来，双手捧起我的脸，指尖冰凉，目光却灼热得可怕：“记住，小凡，妈妈的世界只有你。你的世界，也只能有妈妈。这才是最安全、最幸福的状态。”
“别再让妈妈失望了，好吗？”
我看着她瞳孔里自己苍白扭曲的倒影，喉咙发紧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失望？我连失望的资格都没有了。我只是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，被一条名为“母爱”的锁链牢牢捆缚，动弹不得。
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“绝对透明”状态。雪萍果然迅速处理掉了“萍凡咖啡馆”，她待在家里的时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多。我的作息被严格“规范”：几点起床、几点用餐、几点休息，都有了她温柔却不容置疑的“建议”。她甚至开始“帮忙”整理我的个人物品，包括我的衣柜和书桌抽屉，美其名曰“让一切井井有条”。我知道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搜查，确保没有任何“杂质”污染她为我打造的纯净空间。
上班成了唯一的、短暂的放风时间。但即便在公司，我也能感觉到那双无形的眼睛。我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，尽量避免任何非必要的社交，尤其是女性同事。小林似乎彻底明白了我的处境，不再有任何试图接触的举动，偶尔在走廊遇见，她也只是匆匆低头走过，仿佛我们是陌生人。这种结局，本该让我松一口气，但心底却涌起更深的悲凉——我不仅失去了自由，也亲手推开了可能存在的善意。
然而，人类求生的本能是顽强的。即使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压制下，我的内心仍在进行着微弱的、无声的反抗。我不再尝试任何外在的、可能被察觉的逃离举动，而是将战场转向了内心。我开始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只属于我的秘密世界。我会在上下班路上，刻意观察路人的表情，想象他们的生活和悲欢；会在工作时，在加密的私人文档里写下一些毫无意义的碎片化句子，并非要联系谁，只是证明“我”还存在；会在深夜，紧闭双眼，在脑海中一遍遍重播童年时与父亲（一个在我记忆中早已模糊的形象）去公园的短暂快乐时光。
这些精神上的“越轨”行为，成了我维持呼吸的微小气孔。我知道这很可悲，但这是我唯一能守住的不被雪萍完全同化和吞噬的领地。
雪萍似乎对我的“乖顺”非常满意。她的照顾愈发无微不至，笑容也愈发灿烂。但她偶尔会流露出一些异常。有时，她会长时间地凝视着我，眼神空洞，仿佛透过我在看别的什么；有时，她会紧紧抱着我，力气大得让我发疼，喃喃自语：“小凡，你不会离开妈妈的，对不对？永远不会……”；最让我不安的是，她开始对一些细微的、我无法控制的事情表现出过激反应——比如，我因为加班晚回家半小时，她会红着眼眶质问是不是“外面有什么人绊住了脚”，即使我出示了工作邮件作为证据；又比如，电视里播放家庭伦理剧，出现子女叛逆的情节，她会突然关掉电视，情绪低落一整天。
这些迹象表明，雪萍的内心并非她表现出来的那样稳固和满足。她的病态掌控欲，源于极深的不安全感和恐惧。她害怕失去我，这种恐惧如此强烈，以至于她要用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将我禁锢在身边。我意识到，这座玻璃牢笼，不仅囚禁着我，也囚禁着她自己。而且，它本身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坚固。
转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。一个周三的下午，我收到一个快递，是一本专业方面的旧书。我很少网购，正疑惑间，看到寄件人姓名——是那位早已退休多年的、对我颇为赏识的前部门领导王教授。附着一张便签：“小凡，整理旧物发现这本你当年很感兴趣的书，寄给你。近来可好？望一切顺利。”
很平常的问候，却让我眼眶一热。王教授是少数知道我家一些情况的长辈，但他从未点破，只是在我刚工作时给予过很多关心。这本书，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根橄榄枝，提醒我，我还曾是一个有专业兴趣、被前辈看好的独立个体。
雪萍签收了快递，仔细检查了那本书，翻来覆去，甚至对着灯光看了看，确认只是一本普通的旧书后，才递给我，状似随意地问：“王老师怎么突然给你寄书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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