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柚溪之间，开始了一场笨拙的、如履薄冰的“正常化”实验。
规则是我提出的，但执行起来，远比想象中困难。
第一条，“尊重彼此的空间和隐私”。这意味着我不再能理所当然地闯入她的房间，即使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咳嗽声或隐约的啜泣；也意味着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随时“恰好”出现在我需要的地方，递上温水或毛巾。我们像两个重新学习社交距离的刺猬，既要靠近取暖，又要避免刺伤对方。
早餐重新出现在餐桌上，但不再是单人份。有时是简单的面包牛奶，有时是她起早熬的小米粥配酱菜。我们面对面坐着，沉默地进食，偶尔就天气或新闻简短地交换一两句看法，像最普通的合租室友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刻意维持的、紧绷的礼貌。
她开始规律地去美术馆做导览员。每周三次，下午一点到五点。她会提前告诉我，语气平淡：“下午我去美术馆。” 我则回答：“知道了。” 没有多余的关心，也没有刻意的冷漠。这似乎就是“正常”的尺度。
但“正常”的表象之下，暗礁密布。
我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计算她回家的时间。如果超过六点，心里那根弦就会莫名绷紧，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各种糟糕的念头：又是那个李教授？路上出了意外？还是……她又用了什么极端的方式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？我必须用极大的意志力，才能克制住打电话或发信息询问的冲动。因为“规则”说，要尊重她的空间和隐私。
而她，似乎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规则的边界。
一次，我感冒了，有些低烧，请假在家休息。
下午，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客厅沙发上，听到她轻手轻脚地开门回来。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凑过来摸我的额头，也没有问东问西。
她只是放下包，走进厨房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姜茶出来，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，轻声说：“喝点热的，可能会舒服点。” 然后，她没有停留，转身回了自己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那杯姜茶的温度透过陶瓷杯壁传到手心，辛辣的甜味混合着姜的暖意，一点点驱散着身体的寒意。
我捧着杯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这恰到好处的关心，正是“规则”所允许的，甚至可以说是“正常”关怀的典范。
可为什么，我心里却感到一阵细微的、莫名的失落？我是在怀念她以前那种令人窒息的、恨不得替我生病的关注吗？这想法让我自己都感到荒谬和一丝恐惧。
更深的暗礁，出现在关于“过去”的领域。
我们默契地避开了所有可能引发激烈情绪的话题：她的病态过往，我的恐惧与抗拒，庄芳洁，甚至那个“入室事件”和“男鞋误会”。那些曾经横亘在我们之间、几乎将我们撕裂的尖锐问题，被我们心照不宣地埋进了沉默的冻土之下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它们只是被暂时掩埋，并未消失。
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的傍晚。父亲突然毫无预兆地回国了，并且直接回到了天津的家。
当父亲用钥匙打开门，看到我和柚溪正坐在客厅里——我在看书，她在插花，中间隔着至少两米远的距离——时，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，但很快被惯常的、带着生意人精明的笑容掩盖。
“爸？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没说一声。”我站起身，有些意外。
“临时有个重要的谈判，就在天津，想着回家住两天，比住酒店舒服。”父亲放下行李箱，目光在我和柚溪之间扫了一个来回，最后落在柚溪身上，笑容加深，“柚溪，气色看起来不错。小安没给你添麻烦吧？”
柚溪放下手中的花枝，站起身，对父亲露出一个温婉得体的标准笑容，和视频里一模一样：“没有，安安很懂事。您一路辛苦了，吃饭了吗？我去准备。”
“在飞机上吃过了，别忙。”父亲摆摆手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松了松领带，目光再次落回我身上，带着审视，“小安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和柚溪相处得……还融洽吗？”
“挺好。”我简短地回答，重新坐下，拿起书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父亲的出现，像一颗投入我们小心翼翼维持的平静水面的巨石，瞬间打破了那种脆弱的平衡。在他面前，我和柚溪必须扮演“融洽”的继母子，这让我们之间那套生硬的“规则”和刻意保持的距离，显得格外滑稽和不堪一击。
晚餐是柚溪下厨做的，四菜一汤，很丰盛。
席间，父亲谈笑风生，说着国外的见闻和生意场上的趣事，努力营造着一种“家庭和睦”的氛围。我和柚溪配合着，偶尔附和几句，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。
但我们都清楚，这顿饭吃得味同嚼蜡。父亲那看似随意的目光，像探照灯一样，不时扫过我们，试图从我们细微的互动中，解读出这个重组家庭的真实状况。
饭后，父亲把我叫到书房。关上门，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些，点燃一支雪茄，靠在宽大的皮椅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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