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孔卿请起。”
李世民语气缓和了些：
“卿之言，朕知之。贞观群臣，多通经史，辅佐朕躬，功不可没。朕并非要尽废儒术。”
“然，天幕所示，乃前车之鉴！朕不得不思，如何防微杜渐。”
李世民的目光扫过群臣，恢复了帝王的睿智与冷静：
“或许，关键在于‘平衡’与‘务实’。”
“其一，儒学当以‘经世致用’为本，而非空谈性理。取士选官，当重其才实干练，而非仅凭诗赋文章。”
“其二，需兼容并蓄。法家之严明，墨家之节用，乃至兵家、农家之术，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，皆可取其精华，不可偏废。”
“其三，广开言路，杜绝一家独大。魏征在日，常以直言匡朕，此便是制衡之道。若后世只容一种声音，则离祸乱不远矣。”
最终，李世民做出了他的决断：
“孔卿，《五经正义》已成，当颁行天下，以为儒学之标准。然，朕更望天下士子，不仅通晓经义，更能明时务，知民生，怀仁心，行仁政！”
“若后世儒生，皆能如我贞观之臣，则儒家幸甚，国家幸甚！”
“若其不幸，堕入明儒之流......”
李世民的声音转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警告：
“则朕虽在九泉，亦当叹恨今日未能早为之所！望尔等儒林中人，好自为之，莫负朕望，更莫负孔孟先贤之道！”
......
【宋太祖·赵匡胤时期】
当看到崇祯九年，皇太极称帝改元，清军破关，纵横京畿，明军竟难以组织有效抵抗；看到崇祯十年，朝廷不思宽恤，反而变本加厉，三饷并征，催科酷烈，致使民不聊生，饿殍遍野时，宋太祖·赵匡胤也是摇头叹息。
然而，真正让赵匡胤感到脊背发凉、如坐针毡的，是那句由后世儒家士大夫口中道出的：
“不做安安饿殍，效尤奋臂螳螂。”
此言入耳，赵匡胤脸上的沉稳瞬间被一种极致的惊愕与深沉的忧惧所取代。
而后，赵匡胤目光如炬，死死盯住天幕，仿佛要从中看出自己王朝未来的宿命。
“......‘安安饿殍’？”
赵匡胤低声重复，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：
“此言，竟是读书人说出来的？竟是......儒生？”
一股寒意，从赵匡胤心底升起，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。
要知道，他可是定下“崇文抑武”的治国基调，以期革除武夫当国的弊病。
可是天幕所示，却向他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——若是“文”的方向错了，若所“崇”之“文”变成了这般模样，那后果......
“则平......”
赵匡胤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，他看向赵普：
“朕欲抑武人，兴文教，使士人掌枢机，以为可致太平。”
“然......然若后世我大宋之‘士’，皆变成此等口吐‘安安饿殍’之辈，那......那这‘崇文’，与纵容另一批‘虎狼’上位，有何区别？！！”
赵匡胤的思绪回到了五代，那些拥兵自重、视百姓如草芥的节度使、军头的面孔一一闪过。
“五代武人，跋扈骄兵，动辄屠城掠地，视民命如蝼蚁，此乃朕亲身经历，深以为戒，故欲以文制之。”
赵匡胤的眉头紧锁，形成了一个深刻的“川”字：
“而后世明儒，盘踞朝堂，夺民之食，断民之生，更出此诛心之论，其行径，其心术，与那些跋扈武人，在苛虐百姓这一点上，有何本质不同？”
“不过一者持刀，一者持笔；一者明抢，一者巧夺！”
这个发现让赵匡胤不寒而栗，他“崇文抑武”的国策基石，似乎在这一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。
如果抑武的结果，是培养出一群更精致、更虚伪、同样不恤民命的“文蠹”，那么大宋的未来，岂不是刚出狼窝，又入虎穴？
赵普侍立一旁，早已是心惊肉跳。他深知“崇文抑武”是皇帝既定之策，也是他极力赞同的方略，绝不能让这来自未来的可怕景象动摇国本。
随即赵普立刻躬身，语气急切而坚定：
“陛下圣明！然，天幕所示，乃数百年后之事，彼时儒学是否已然变质，传承是否已然偏颇，犹未可知！”
“岂可因后世不肖子孙之恶行，而疑及当下，动摇我大宋立国之基？！”
随即赵普上前一步，言辞犀利地为当下儒生辩护，并与明儒进行彻底切割：
“陛下！我大宋初立，文风初振，士人皆怀报国之志，欲一扫五代之颓靡！”
“臣等所读之书，乃孔孟正道，所循之理，乃‘民为邦本’！‘不做安安饿殍’此等禽兽之言，绝非我宋儒所能道，更绝非我宋儒所敢想！”
赵普进一步阐述宋儒与想象中的明儒之区别：
“五代乱世，礼崩乐坏，正需儒家纲常伦理以定人心，正秩序！”
“我宋儒之责，在于教化万民，使知忠孝节义；在于辅佐圣主，推行仁政，轻徭薄赋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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