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位御史亦是朗声接口,将道理拔高道:
“陛下,民心即天心!”
“未来福王遭此大难,根源在于失却民心。如今陛下严令福王就藩,正是要殿下于封国内革除弊政,施仁政于民,将未来那场劫难消弭于无形。”
“此非祸也,实乃陛下保全亲王之良苦用心,亦是导其向善之唯一坦途啊!”
另一位大臣则是语重心长道:
“陛下,爱之深,则为之计长远。”
“强留京师,或可避一时之祸,然殿下若不知民间疾苦,不改其性,纵无李闯,安知不会激起他变?”
“唯有就藩,亲历封国之事,以仁德化民,以廉洁自律,方能真正趋吉避凶,保自身平安,亦不负陛下殷殷期望!”
其他一众御史言官们更是群情激奋,言辞激烈:
“陛下,福王未来虽惨,然其今日之行已有不妥!”
“陛下强留,是溺爱非慈,是害非爱!且置朝廷法度于何地?置天下藩王于何地?若诸王皆效仿,以各种缘由滞留京师,国将不国!”
“太祖太宗在天之灵正注视着陛下!陛下岂可因私废公,因小失大!”
“臣闻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。今水已显覆舟之兆,陛下犹欲强挽狂澜,岂不闻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?福王就藩施仁政,如大禹治水,导而不堵,方是长治久安之道。”
“陛下!洛阳乃周公营建之地,河洛文明之源!若使福王携内帑之资,效东汉汝南王兴修水利,效曹魏陈思王编纂典籍,则凶兆可化祥瑞,岂不胜过困守京师坐待灾祸?”
一道道声音,如同无形的枷锁,层层叠叠地向御座上的中年·朱翊钧压来。
一众文官或是引经据典,或是搬出祖制、法度、承诺,将中年·朱翊钧逼到了墙角。
中年·朱翊钧紧握着御座的扶手,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,听着一众大臣看似为他父子着想,实则步步紧逼的劝谏,脸色愈发阴沉。
他深知其中的弯弯绕绕,却又难以在“道理”上完全驳倒一众大臣,那股憋闷与怒火在他胸中灼烧,使得他越发厌烦与暴戾。
“够了!”
中年·朱翊钧猛地一声怒喝,打断了又一位欲要进言的科道官:
“朕之心痛,尔等岂能尽知?! !”
“那是朕的儿子!难道要朕明知是死路,还亲手推他下去吗?!”
中年·朱翊钧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,既是愤怒,也是无奈。
沈一贯毫不退缩,伏地叩首:
“陛下!正因是陛下的儿子,大明的亲王,更应恪守礼法,为天下表率!就藩,是责任,亦是保全!”
“若因畏惧未来而破坏祖制,则国本动摇,祸患更甚于未来之李闯!”
“臣等非是不近人情,实是为大明江山社稷计,为福王长远计!恳请陛下三思!”
“恳请陛下三思!”
满朝文武,除了少数揣摩圣意者,大部分都齐声附和,声震殿瓦。
中年·朱翊钧看着这黑压压跪倒的一片,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。
他可以无视一两个言官,却不能与整个文官集团彻底撕破脸,尤其是在“祖训”和“天象警示”这面大旗下。
中年·朱翊钧剧烈地喘息着,胸膛起伏,沉默了许久,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最终,中年·朱翊钧像是被抽干了力气,用一种极其疲惫又带着不甘的声音说道:
“朕......准卿等所奏。福王......仍须就藩。”
此言一出,文臣们心中稍定。
但中年·朱翊钧紧接着,话锋一转,语气变得异常冷硬:
“然!河南府及周边卫所,需增派精锐驻防!”
“福王护卫,可依前旨削减,但朕会另派大内高手及忠诚士卒充入王府,护卫安全!”
“王府用度虽减,然一应防护、侦缉之事,由内帑直接拨付,东厂、锦衣卫需对河南,尤其是福王府周边,严加监控,若有任何流民匪类异动,宁可错杀,不可放过!”
中年·朱翊钧死死盯着沈一贯等人,一字一顿道:
“朕,可以让他去。但朕的儿子,绝不能出任何差池!若福王在河南有丝毫闪失,朕......唯尔等是问!”
“届时,休怪朕不讲君臣之情!”
这已经是他作为皇帝和父亲,在规则内能做到的极限。一方面迫于压力维持了“就藩”的形式,另一方面则不惜代价地要加强军事护卫和情报监控,试图以人力强行扭转那可怕的“天命”。
朝臣们相互交换着眼色,知道这已是皇帝最大的让步,若再逼,恐怕适得其反。
沈一贯只得带头叩首:“陛下圣明!臣等必当尽心竭力,护佑福王周全!”
听到一众大臣的答复,中年·朱翊钧仍未觉得安全,随即看向东厂、锦衣卫,声音如同寒冰道:
“传旨!着东厂、锦衣卫,给朕严密监控陕西北境!”
“自万历三十年起,所有新生男丁,尤其是万历三十四年生于陕西北境,姓李名鸿基的......给朕...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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