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星的人直到上午十点才发现不对劲。
不是因为他们反应慢，是因为东星的大半场子都是晚上才开门。
赌档从晚上十点开到凌晨三四点，酒吧从晚上八点开到凌晨四五点，桑拿浴室从晚上九点开到凌晨两点，只有麻将馆那种地方才二十四小时营业，但白天去打麻将的人也要十点多才开始陆续上桌。
往常这个时候，元朗合益路的那间赌档应该已经锁了门，看场的小弟回出租屋睡觉，钥匙挂在烧腊店老板娘那里。
往常这个时候，深水埗那间酒吧的调酒师应该在宿舍里打呼噜，保安应该在出租屋里泡方便面。
往常这个时候，庙街那间麻将馆的保洁阿姨应该已经拖完了地，把门口的烟头扫干净，等着第一拨客人上门。
但今天不一样。
元朗，合益路。
烧腊店的老板娘十点准时开门，把吊好的烧鹅一只一只挂进橱窗。
她把钥匙插进隔壁楼梯口的铁门时，发现锁换了。
一把崭新的、泛着冷光的铁锁，挂在她不认识的一个锁扣上。
她试了自己那把钥匙，插不进去。
她趴在门上听了听，里面没有声音。但她在门缝里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，这不太对。
于是她报了警。
警察来的时候，楼梯口的铁门已经被撬开了。
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，楼梯上全是脚印，灰的、黑的、还有暗红色的。
二楼赌档的门虚掩着，推开之后，里面的景象让带队的警长点了一根烟。
二十一个人。
全部蹲在墙角，双手被胶带缠在身后，
嘴上贴着封箱胶带。
有的人脸上有淤青，有的人衣服上有血，但没有人有致命伤。
他们的眼睛在日光灯下又红又肿的，像一群被关了太久的困兽。
“sir，后面发现几具尸体，还有失血过多的伤者”一个警员过来汇报。
警长把烟叼在嘴角，蹲下来看着最近的那个人，扯掉了他嘴上的胶带。
“谁干的？”
那个人的嘴唇在动，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
“洪……洪兴。”
警长把烟掐灭在墙上，留下一个焦黑的圆点。
“啧，真麻烦!”
消息传到东星的坨地时，水灵正在吃早饭。
一碗白粥，一碟腐乳，一碟炒花生米。
她穿着一件藕荷色的旗袍，头发盘起来，用一根翠绿的玉簪别着。
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她脸上，衬得她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。
伤天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脚步比平时快了不少。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站在餐桌旁边，等水灵把嘴里的那口粥咽下去。
水灵放下勺子，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。
“说。”
“元朗的赌档被扫了。”伤天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有人被绑在里面，警察先到了。细昌、矮子张、阿鬼几个头目全部失踪，还有几个小弟死了，伤者被送去了医院。”
水灵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
“还有没有别的场子报消息？”
伤天没有回答。
他的沉默就是答案。
水灵又拿起勺子，搅了搅碗里还剩半碗的粥，没有喝。
没过多久，第二通电话来了。
深水埗的酒吧，大门没锁，里面的酒柜全碎了，调酒师和服务生被反锁在冷藏室里，门从外面用铁链锁住了。
有人在里面拍了一夜的门，手都拍肿了。
看场的人活着的都被塞在厕所隔间里，死了的就晾在大厅里，血迹模糊了地板。
第三通电话。
庙街的麻将馆，铁门被人从外面加了一把锁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进不去。
保洁阿姨报了警，警察撬开门的时候里面的人已经蹲在地上蹲了六七个小时。
麻将馆里不光有小弟和散客，还有一个东星在油尖旺的堂主，花名“傻权”，四十多岁，肥头大耳，昨晚打完牌没走，在二楼包厢里过夜，现在也失踪了。
第四通电话。
屯门的一间桑拿浴室。
昨夜桑拿浴室也被扫了，这里是东星元老刘叔的地盘——他儿子就在附近的一家时钟酒店开房嫖娼。
他选的那家时钟酒店不大，在一个巷子里，没有招牌，只有一盏粉色的灯在门头上亮着。
然后他儿子也失踪了，电话打不通，call机没人回。
消息报上来的时候，刘叔的脸色难看，捏着大哥大的手都在抖。
第五通、第六通、第七通。
葵涌的货仓、屯门的物流站、观塘的工业区、尖沙咀的夜总会——接二连三地报过来。
东星的坨地里电话铃声响成了一片。
每响一次，伤天的脸色就沉一分。
每一个电话带来的都不是好消息，不是场子被扫，就是人不见了。
细昌、矮子张、阿鬼、傻权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水灵坐在餐桌前，面前的粥已经凉了。
她不再动那碗粥，也不动那碟花生米，就那么坐着，背脊挺得笔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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