港岛的社团大战落下帷幕后的第三天，消息才真正传到大洋彼岸那些人的案头。
不是消息传得慢，是没有人想报。
港岛警署的英文报告在层层传递中被反复修改、润色、删减，像一块被人揉搓了太多次的面团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形状。
最终摆在伦敦桌面上那份报告，用词考究，句式工整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“不可预见的社团矛盾激化”和“警力调配的临时性困难”。
伦敦方面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快。
不是因为他们在意港岛死了多少华人，而是因为他们在意那些不听话的警察。
港岛乱不乱，大英其实不在意。《中英联合声明》已经草签了，港岛九七年就要交还给大陆。
剩下的十二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足够一些人把该捞的钱捞完、把该抹的痕迹抹掉、把该撤的人撤到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英国本土。
港岛越乱，大陆接手就越难，大英能拿到的就越多。
这笔账，他们算得很清楚。
但他们发现事情正在偏离他们的预期。
他们不在乎港岛社团打成一锅粥，他们在乎的是——他们无法控制这场混乱的走向。
他们扶植的东星被打残了，他们寄予厚望的水灵损失惨重，他们对警方的命令从最高层传达下去——詹姆斯·邦德亲自打了招呼，要借这次机会打压洪兴，却被一层一层的华警用最礼貌、最无可挑剔的方式消解于无形。
这次时间的报告上写的很明确，不是轮胎爆了，就是车坏了，路上堵了，到了现场人都跑了。
每一层都有理由，每一环都找不到错处。
英国人终于开始正视一个他们不愿意正视的问题：这个城市的警察系统，表面上是他们在管，但已经开始偏移了。
既然命令下不去，那就换人。
局里开始自查了。
不是大规模的清洗，是精准的、有选择性的敲打。
几个在警察中有威望、又明显“不听话”的中高层被叫去谈话，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，但谈话的结果很快显现——调职、降职、平调冷衙门。
英国人想把不听话的警察换掉，换上听话的自己人。
但他们很快发现，这件事比他们想象的要难得多。
这些亲北派的警察也不是傻子。
你查我，我就配合你查。
你问我为什么没出警，我说车坏了。
你说车为什么坏了，我说保养不到位。
你说那为什么保养不到位，我说经费不够。
你说经费为什么不够，我说预算被你们削减了。
你查了一圈，发现每一环都有人签字、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、每一个理由都说得通。
你气得拍了桌子，办公室里那个华人警员低着头不说话，等你拍完了，他抬起头，一脸诚恳地说“长官，我下次一定注意”。
下次，一定注意。
这句话他们听了无数遍，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表情、同样的语气、同样的结果。
你明知道他在敷衍你，但你拿他没办法。
因为他说的是“我一定注意”，他没有说“我错了”，没有说“我保证”，没有任何可以被抓住的把柄。
阳奉阴违，推诿扯皮，明哲保身，欺上瞒下。
这些词没有一个是大英教科书上教过的，但每一个在港岛的华人警察系统里都刻在骨头上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不需要教，天生就会。
几个偏英派的华警被提拔上来，试图制衡那些“不听话”的人。
结果不到一个月，这几个新提拔的人要么被架空了，要么被排挤了，要么在日复一日的推诿扯皮中耗尽了耐心。
有一个新提拔的总督察，上任第一天开了一个会，会上说了三件事，会后没有一件落实。
他去问下属，下属说不知道，他去问副手，副手说他没收到通知。
他调了监控，监控显示通知确实发了，但发通知的那个文员是临时工，已经离职了。
他去找人事，人事说临时工不归他们管。
他去找财务，财务说经费不够，临时工招不到更好的。
他去找上级，上级说他办事不力。一圈下来，他发现自己成了那个背黑锅的人。
华人老祖宗几千年来玩剩下的那些东西——移花接木、李代桃僵、借刀杀人、隔岸观火——随便拿出一样来，都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你不是会查吗？
你查，查出来的都是你想查的，不是你该查的。
你不是会换人吗？
你换，换上来的会发现手下人是真难缠。
你不是有权力吗？
你有，但你敢毫无顾忌的用吗？
别忘了协议已经签署，只要大英还要脸面，就不敢明面上闹得太过分。
最后，英国人还是降了一批人。
名单上的人有偏北方的华警，也有偏英派的自己人。
同样都是犯错，总不能只降亲北派不降自己人，那样太难看。
于是，几个倒霉的英派中层也被列入了名单，理由是“管理不力”“指挥失当”“未能有效控制局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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