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很具体，也很尖锐。
沈墨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：“清河精工的这个项目我知道，技术方案我看过，很有前景。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：第一，申请照常进行，截止日期不变；第二，评审标准不但不会变，还会更加公开透明——所有申报项目的技术参数、市场分析、团队构成，都会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前提下，向评审专家全面公开。我们要选的是真正的好项目，而不是谁的关系硬。”
“那评审专家名单会公开吗？”旁边有人追问。
“会。”沈墨回答得毫不犹豫，“不仅公开名单，还会公开每位专家的评审意见——当然，是在项目确定支持之后。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，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。”
台下又是一阵骚动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第二个提问的是个年轻女性，来自一家做工业软件的创业公司：“沈主任，我们是家小公司，去年才加入协作带。我想问的是，这次事件之后，政府对我们这种小企业的态度会不会变？毕竟我们不像大企业那样有抗风险能力。”
这个问题问出了很多中小企业的心声。
沈墨想了想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讲了一个故事：“三年前，我在玉泉县工作的时候，遇到过一个做农产品电商的小伙子。他大学毕业回乡创业，想帮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。当时县里有笔扶持资金，按规定只能给规上企业。很多人劝他算了，但他没放弃，一遍遍跑部门，一遍遍改方案。最后，我们为他特事特办，给了五万块钱的启动资金。”
他看向全场：“三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小伙子的公司年销售额已经过千万，带动了周边三个乡镇的农产品销售。那五万块钱，可能是他当时唯一的希望。”
“我想说的是，”沈墨的声音很坚定，“在协作带里，企业没有大小之分，只有优劣之别。只要你的项目好，团队靠谱，市场有需求，我们就支持。这个原则，以前没变，现在不会变，以后更不会变。”
掌声再次响起。这次更热烈。
提问环节持续了四十分钟。问题一个比一个具体，一个比一个深入。沈墨没有回避任何一个，能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，需要研究的承诺研究时限。他的笔记本上记了满满三页。
十一点二十分，座谈会进入最后一个环节——企业代表发言。
清河重工的董事长刘振邦第一个上台。这位六十岁的老企业家没有拿讲稿，站在话筒前沉默了几秒，才开口：
“我在清河办厂三十八年了。见过很多事，也经历过很多风浪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很稳，“今天坐在这里，听着沈主任讲的那些话，我忽然想起1998年。那年亚洲金融危机，咱们清河有多少企业倒闭？银行抽贷，政府不管，大家只能自生自灭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：“现在不一样了。有问题，政府主动站出来解决。有困难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这就是进步。李国涛一个人的问题，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不是协作带的问题，更不是党委政府的问题。我们清河重工表态：协作带，我们跟到底。”
说完，他深深鞠了一躬。
台下先是一片寂静，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第二个上台的是临港一家企业在清河分公司的负责人。他讲了两地合作带来的实际好处——成本下降15%，交货周期缩短20%，技术交流让产品迭代速度加快。“临港和清河，就像左手和右手。一只手脏了，洗洗就好，总不能把手砍了吧？”
比喻很直白，但很形象。
发言一个接一个。原本计划的五家企业代表发言，最后变成了八家、十家。每个人说的都不长，但每句话都实实在在。
沈墨在台下听着，心里那块石头慢慢放下了。他知道，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。企业家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知道谁在做事，谁在搞事。
座谈会原定十二点结束，结果拖到十二点半。散会时，很多企业家围上来，递名片，问问题，要联系方式。沈墨一一回应，耐心解答。
等他终于脱身时，已经快一点了。
周明远在贵宾室等他，姜云帆也在。
“讲得很好。”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特别是那段关于规则的话。这才是治本之策。”
姜云帆递过来一瓶水：“沈主任辛苦了。嗓子都哑了。”
“应该的。”沈墨接过水，喝了一口，“姜秘书长下午有什么安排？”
“下午我带队，去几家重点企业走访。”姜云帆说，“把今天的会议精神再传达一下，也听听他们还有什么具体困难。”
“那好，我们分头行动。”沈墨看了看表，“我下午还要去调查组那边，有几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。”
三人一起走出会议中心。正午的阳光很烈，照在地上白晃晃的。
门口还聚集着一些没走的企业家，看到他们出来，又围了上来。
“沈主任，您刚才说的那个信用档案，具体什么时候能落地？”
“周书记，我们那个项目……”
“姜秘书长，您下午先去哪家企业？我们公司就在附近……”
工作人员赶紧上前维持秩序。沈墨一边回答着问题，一边往外走。
坐进车里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会议中心。大楼在阳光下巍然矗立，玻璃幕墙反射着耀眼的光。
他知道，今天的座谈会只是一个开始。真正的考验，还在后面。
但至少，他迈出了第一步。
而且，迈得很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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