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车开进王家沟时，李娟蜷在副驾驶座上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车窗外，晒谷场上的玉米棒子堆得像座小山，几个戴头巾的女人抱着孩子站在路边，眼神里有好奇，有警惕，还有种她读得懂的恐惧——那是被戳破伪装的慌张。
“别怕，我们跟着你。”赵警官递过来一张纸巾，她的眼镜在阳光下亮得刺眼。李娟接过纸巾，擦了擦脸上的泪痕，却擦不掉额角那道新结的疤。
王二柱家的院门是虚掩的，推开时“吱呀”一声，惊得院角的老母鸡扑棱棱飞起来。王二柱正蹲在灶台前烧火，看见穿警服的人，手里的柴火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脸色瞬间惨白。
“李娟？你咋……”他刚要站起来，就被身后的警察按住肩膀，冰凉的手铐“咔嗒”一声锁上手腕。老妇人从里屋跑出来，看见这阵仗，腿一软瘫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哭嚎：“作孽啊！花三万块买的媳妇，咋就成了罪人……”
李娟没看他们，径直走向柴房。铁链还拴在房梁上，地上的干草堆里，她看见自己逃跑时掉落的发卡——是母亲送她的成年礼，上面镶着颗假钻，此刻蒙着层灰，却依旧闪着微弱的光。
“这是关押现场。”赵警官拿出相机拍照，闪光灯在昏暗的柴房里亮起，照亮了墙角的霉斑和地上的血痂，“还有其他被拐妇女的线索吗？”
李娟指着村东头的方向：“老刘家有个四川女人，十年前被拐来的，腿被打断过。张婶家在村西，她儿子小宝八岁了……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字字清晰，每说出一个名字，心里就像被针扎一下——那些名字背后，都是和她一样的伤疤。
警察挨家挨户排查时，李娟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张婶被带出来时，怀里紧紧抱着小宝，孩子吓得直哭，嘴里喊着“娘，我怕”。张婶看见李娟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却只是别过头，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淌。
刘寡妇是自己走出来的。她牵着盼娣的手，女孩背着那个烟盒纸订的本子，怯生生地躲在母亲身后。“俺跟你们走。”刘寡妇的声音很平静，只是在经过李娟身边时，悄悄塞给她个东西——是颗野栗子，外壳被磨得发亮，显然揣了很久。
那天，王家沟一共带走了七个女人，三个孩子。警车驶离村子时，李娟回头望了一眼，看见不少村民站在路边，眼神复杂。有人对着警车啐唾沫，有人抹着眼泪，还有个穿红棉袄的小姑娘，正扒着大人的肩膀看她，眼里闪着光——那是盼娣，李娟认出她鬓角别着的野花，是自己教她认过的蒲公英。
回到县城派出所做笔录时，已经是傍晚。李娟看着窗外亮起的路灯，突然想起山里的月光——同样是光，城里的却带着温度，不像山里的，总透着股寒意。
“你家人联系上了，明天就到。”赵警官给她端来碗热汤面，“这是解救记录，你核对一下签字。”
李娟接过笔，指尖还在发颤。记录上写着她的名字、年龄、被拐日期，下面是王二柱的犯罪事实，最后一行写着“涉案金额三万元”。她握着笔的手顿了顿——原来她的自由，在人贩子眼里，只值三万块。
夜里躺在派出所的休息室，李娟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，像在数着她失去的日子。她想起张婶胳膊上的伤疤，想起刘寡妇本子上的“家”字，想起那个被打断腿的四川女人，她们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在另一份记录上？
第二天一早，母亲冲进休息室时，几乎认不出她。“娟啊！我的娟啊！”母亲抱着她的头，手指摸到她额角的疤，突然就哭出了声，哭声里带着后怕和心疼。父亲站在门口，背对着她们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手里的老花镜滑到了鼻尖。
回家的路很长，父亲开着车，母亲握着她的手，一路都在说村里的事：谁来家里打听她的消息，派出所来了多少回，镇上的报纸登了她失踪的新闻……李娟没怎么听，只是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，看见路边的广告牌上写着“打击拐卖，人人有责”，红底白字，刺眼得很。
到家那天，邻居们都来看她。有人提着鸡蛋，有人送来了新被褥，说“好好养着，啥都别想”。可李娟知道，有些东西养不好了——夜里总会梦见王二柱的拳头，听见铁链的响声就浑身发抖，看见玉米糊糊就恶心反胃。
她去医院做检查，心理医生说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得慢慢调理。“你很勇敢，”医生在病历本上写字，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很轻，“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”
李娟没说话。她知道自己不是勇敢，是被逼到绝境的挣扎。
休养了三个月，李娟重新回到学校。学生们围着她，叽叽喳喳问她去哪了，她笑着说“去了趟很远的地方”。讲台上的粉笔灰依旧呛人，窗外的梧桐树落了又长，可她总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——点名时会下意识数人数，看见穿粗布褂子的陌生人会紧张，甚至听见“王家沟”三个字，手指就会攥紧教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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