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溪乡拥有一千一百户在册编民，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属实称得上是殷富大乡，很多边境的县甚至郡都达不到此规模。论语有云，十室之邑、必有忠信，何况是如此泱泱大乡呢。然而近百年来文教凋敝，战乱残存之民只知道刻苦耕作以求存活，哪里有什么求学的心思的财力。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可谓是千古不朽之定论。
《汉书》曾记载汉代的学校建设，可谓十分兴盛完备。中央层面，有面向百姓、选拔贤才、免费修业的“太学”，有专门针对贵胄子弟的“官邸学”，甚至有可供妇女学习的专班，倡开放风气于两千年之前。地方层面，郡（国）有“学”，县（邑）有“校”，学、校各置《六经》师一人，这也是后世“学校”名称的由来。乡有“庠”，聚曰“序”，庠、序各置《孝经》师一人。也就是说，教学的触角不光是延伸到乡里，就连小小的村聚都有。若是孔夫子得以见证汉代风俗之美，恐怕得改口赞叹一句，“汉监于三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汉”！
汉代有个着名谚语，“遗子黄金满籯，不如一经”。得益于官方的提倡鼓励，读书识字、学问做官的权力并非被豪贵们所垄断，而是人人皆有份。除了官学，两汉的私学也蓬勃发展，蒙学、精舍、乡塾开办得如火如荼。各地“诸生”、“名儒”之家开办私学，秉承着“有教无类”的平等原则，将学问无差别得传播于民间，某些私学的门徒竟多至数万人。贫寒之家出身的读书人，怀揣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为官，大部分能够体察下情、做事称职。
例如当下跻身大族的颍川庾氏，其祖先庾乘年轻时是个门卒，因得到太学主管郭泰的赏识，得以到学宫去做学生们的佣工。后来他凭借多年旁听的知识，就能够讲论经学，只是自以为地位低贱，每次都坐在下座，众学生和博士都向他提问，于是乎学宫中以下座为贵。自他开始，庾氏以学问之家着称，最终成了四海的人望所系。他的后代，有性情耿直、清廉刚猛的河南尹庾纯，也有未来的东晋辅政外戚庾亮、庾冰兄弟。东汉时社会上下尚存的流动性，贫寒者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，可见一斑。
汉末战乱的文化结果，是一代人理想的堕落。饥寒交迫使人们变得极端现实，于是士人们不再追求早期淳朴的“济世安民”，而把全盘心思放在维护家族利益上，也依靠着家学传承垄断做官资格。仅有少数人如庾纯者，还保持有稍微的古人之风。而朝廷也没工夫和余力恢复底层官学，把精力放在更具实用性的税赋和粮食上，可以说是务实，也可以说是短视。同溪乡作为偌大中原的一个缩影，即便近在京洛的咫尺之遥，依然没有例外，基层文教泯灭无存。然而一年多前，此处忽然发生了个意外，弦诵之声重新传扬在人们耳边。
苔径静铺修竹影，松窗虚透读书声。废弃多年的乡庠被整修得焕然一新，且每日的辰时直到日昳，都有铿锵琅琅之音传出，打破乡村的死板沉寂。四周的栅栏墙壁全部被拆除，据说是为了便于进出，让好奇的过路者、休憩的务农人，能够在廊下倚窗听个几句。甚至此间的新主人有时候会走出来，客气得与这些访客闲聊攀谈，询问授课是否清晰明了，论点有无偏颇之处。不知所云的农人每每哈哈大笑，固然觉得此人极其古怪，却仍然喜欢每天来瞧瞧。
“远取财物主平均，皋陶造狱法律存，诛罚诈伪劾罪人，廷尉正监承古先。”站在院落之外，先是悦耳的朗诵声入耳，然后能远望端坐在上座的教书人，竟是位两鬓斑白、慈眉善目的老妪。她所读的是《急就篇》，前汉时期的黄门令史游奉皇帝诏令所撰写，是当时儿童的启蒙读物之一。
“远取财物主平均，皋陶造狱法律存。”跟读的学生们，前两句话还能勉强做到整齐划一，读到后面就彻底乱了套，有的快、有的慢、有的不认识字，糊里糊涂得读完了这句。他们的声音零散且稚嫩，来访者可以望得见，是六个男女孩童，都是不到十岁的年纪。
“停顿之时，注意节奏和换气。勿要急切慌张，再来一遍。”学生们读得散乱不成样子，老妪却笑得很是开心，和声和气得鼓励道。她似乎是从这副景象，回忆到昔日教育己子的滋味。院外有一群衣着干净、非自本地的围观者，她已经用眼角的余光察觉到，但并不在意。
“是！”孩童们很是知礼，齐声答道。
站在院外的，自然是李申、张轨一行人。据孟恒介绍，那位十三岁的后汉宗室女名叫刘蓁，因为常常攀在窗边听课的缘故，被老妪所察觉收容。其自幼丧父，本来就与收容她的姑母一家不太融洽，现今无论吃住都和老妪一起，俨然成了其隔了代差的女儿似的。
“这乡庠废弃已久，是什么时候复办的？那个刘蓁，果真就在里面？”观察片刻，李申心中有很多疑问，迟迟隐忍未发。其实他常常来同溪乡打秋风，然而关注点始终在于怎样敛财，并未注意到此处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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