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生而有益于世，才是我辈当有的理想。既然读了诗书、懂得道理，那就要站在更加公义的角度考虑事情，去为民生多想一些，去为国家多做一些，这才是掌握知识所带来的天然责任。固然，人的私心贪欲不可避免，贪生怕死也是天性，这些顽疾消除不了，也可以适当保留。然而在此基础上，能尽力一分是一分，能积攒小善即小善，起码要做得比寻常人更好。若是这点程度都达不到，那将是整个华夏的歧途。”张轨对着两个好友说道。
“佐郎，确实异于常人。”半晌后，景庆才开口道。
“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”梅鹿低下头去。
张轨不理解二人的不理解。他曾经历过的秦末汉初，那是各种理想和学说迸发的年代，是喊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觉醒之世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在西汉经历了淳朴遗风演变为单纯空想的阶段，从盖宽饶到王莽的更替，汉代儒学思想盛极而亡，最终发生了堕落蜕变。理想破灭后，无数经学世家转变为州郡豪族，其想法从传书证道变成摄取田地人口，阶级性质已经完全变了，所以才有了“察举制”的腐化，以及“门生故吏”的派系产生，再没人肯秉承公心而计较善恶是非了。继而是混乱无比的汉末大乱，彻底消除了仅存的理想残余，人们已经在战乱冲击下麻木，除了家族生存别无想法。所谓“非汤武而薄周孔，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正是在此背景下才会恰逢其会地产生。
“二位，我们的眼中和身边，还有很多不平事。无论是东吴的割据，还是交趾的得失，还有内部的军户士家、田土隐匿等种种问题，都需要有人去拨乱反正。这是可以有为的时候，可不要只顾着低头看蝇头小字，而忘了抬头看人间大道。终不作，颜驷不遇之苦。”沉默片刻，张轨勉励道。
颜驷是西汉人，在汉文帝时已经为郎官，几十年没有变迁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看到颜驷尨眉皓发，于是皇帝问：“叟何时为郎？何其老也？”颜驷回答说：“臣文帝时为郎。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，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，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，是以三世不遇，故老于郎署。”
梅鹿、景庆闻言苦笑，想回答却又说不出话，他们早就失去那种学生似的进取心了。其出生于普通的县里中人之家，靠着勤苦读书谋得了职位，一步步从郡县跳跃到如今，难道会不知道世间的不平？但他们多年来也深深体会到，与门阀掌权的大势抗争是何等的无力，故而割舍了书中的理想。
“其实，佐郎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作为县吏时最渴盼的，就是希望州郡的吏员们清闲无事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只要其不层层乱发下来文书，我们就能够节省很多精力，去做点真正裨益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光顾着应付他们。”梅鹿想了很久，以此开口。
“是啊。”景庆附和着，克制不住傻笑着：“记得有一次，郡里让县里统计鸡鸭牛羊数，我们好不容易翻山遍野弄清楚，却又被批评不够正式。第二回折腾，我们按照其要求分户统计、详细列明，递交上去还是说不足采信。第三回重复，则是必须要编户在核对的数字后面签字或者按手印，以确保真实性。光是被闹了这几轮，就把我们大半年的时间给折腾干净了，搞得民户也是怨声载道、不胜其烦。最后这个文档怎么样呢？还不是被收之库房、藏之某柜，除了占用堆放场地，什么用处也没有。”
张轨莞尔一笑，这回轮到他无话可说了。
“景兄所提的，倒还算人能做的事，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。”梅鹿再度吸了吸冻着的鼻子，叉着手自我调侃：“我记得有一年，洪水歉收导致收成不好，郡里下发了文书，督问为什么缴纳的米粮下降？我们照着实际情况报知。他们追问的是根据历年比对，当年下降的幅度最明显，必须给出个详细的解释说明，由县令及相关的一应官吏署名，字数不少于五千。之后仍然被多次驳回，说是我们把责任推卸给天灾，没有从本身行文的态度找原因。不得已，我们自陈是收粮不力，主动承受了责罚，这才把事情揭过。可后续还是不停歇，郡里每年都把这件事拿出来作反面案例提及，谴责我等的愚蠢失职。我正是因为受不了，才选择层层上挂，宁愿当个外吏。”
“这倒也是常态，我们那也有过。”景庆嗤嗤笑了起来，也回想着往事道：“例如某年郡里派下人来严督，一笔笔核对赋税缴纳的数目，发现有的民户多交了一点米粒，有的民户纳布帛长短有差距，这是不同秤或尺的微小误差造成的，原就是常事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他们非得按照他们带的秤和尺比较，即便是多交了一粒米，也要把农民从田中喊到城里来，退给他带回去，并问他高兴不高兴，签字确认。布帛也一样，即便多了半个手指的长度，也要裁剪下来，不管这么一条丝布还能不能用，硬要塞给人家退回，还必须亲自来领取。给他们闹腾了几个月，实在是鸡飞狗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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