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不是做的，是在七岁那年。母亲把我推进衣柜时，手心的汗蹭在我新买的碎花裙上，像块发潮的霉斑。“别出声，”她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纸，“等叔叔走了，妈妈带你买草莓蛋糕。”
衣柜里的樟脑丸味呛得我睁不开眼，我听见客厅里传来玻璃杯碎裂的脆响，还有母亲压抑的哭喊，像被捏住脖子的猫。那个自称“叔叔”的男人，上周还笑着往我兜里塞水果糖，此刻他的皮鞋声在地板上拖沓地响，离衣柜越来越近。
后来母亲再也没提过草莓蛋糕。她的眼眶总是青的，说话时会突然盯着我身后的墙壁发呆，好像那里藏着什么救命的稻草。男人开始住进家里，他的皮带总在夜里抽打母亲的房门，我缩在被子里数天花板上的裂纹，数到第七道时，就能听见母亲低低的求饶。
十二岁那年，我在放学路上被几个男生堵在巷子里。他们抢了我攥得发烫的十块钱——那是我攒了半个月的早餐钱，想给母亲买瓶治烫伤的药膏。带头的男生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，说我妈是“卖的”，说我早晚和她一样。血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，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的红，我突然抓住他的手腕，狠狠咬下去，直到尝到铁锈味才松口。
他们骂骂咧咧地跑了，我蹲在地上捡那几张被踩脏的纸币，风卷着落叶擦过我的脚踝，像谁在哭。那天我没回家，在公园长椅上缩了一夜，天亮时才发现手里的钱被攥成了纸团，边角都烂了。
十五岁，母亲喝农药死了。男人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包括她藏在床板下的、用塑料袋层层裹住的积蓄。葬礼上没人掉眼泪，只有邻居阿姨偷偷塞给我一个热馒头，说：“丫头，别学你妈。”我咬着馒头笑，馒头渣掉进喉咙里，刺得生疼。
我开始学会在超市里偷临期的面包，学会在下雨天蹲在网吧门口，等别人离开时捡桌上剩下的半瓶可乐。有次被保安抓住，他拽着我的胳膊往监控室拖，路过化妆品区时，我顺手抓了支口红，在他手背上划了道红痕，趁他松手的瞬间跑了。
跑到巷子里才发现口红断了，红色的膏体蹭在手心，像母亲咳在纸巾上的血。我对着墙根的积水照了照，把剩下的半截口红涂在嘴唇上，颜色艳得吓人，可我看着看着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又蹲下来哭。
十七岁，我遇见了阿哲。他在酒吧门口给我递了支烟，打火机的火苗在他眼里跳，他说：“跟我走，有吃有住。”我跟着他上了出租车，后座的皮革带着陌生的香水味，我悄悄把口袋里那把磨尖了的铁片藏得更深。
阿哲确实给了我住的地方，一间带阳台的出租屋，窗外能看见霓虹灯。但他开始让我去见不同的男人，那些人看我的眼神像打量牲口，手指在我胳膊上滑过的时候，我总能想起巷子里男生们的笑。阿哲说这是“做生意”，每次收到钱，他会分给我几张，剩下的塞进一个黑色的皮包里，锁在床底下。
有天我趁他睡着，撬开了那个皮包。里面除了钱，还有一沓照片，全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，有的在哭，有的面无表情。我数了数，正好二十张。那天晚上，我把所有的钱塞进内衣，还拿走了他枕头下的匕首，在凌晨三点的街道上狂奔，身后的城市像一头醒着的怪兽。
我用那些钱租了间地下室，找到一份在餐馆洗盘子的工作。老板娘总是盯着我的手看——那里布满了烫伤和刀痕，指关节因为常年泡水而发肿。有个常客是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他总点一碗牛肉面，加双份牛肉，然后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丫头，吃吧。”
我以为日子会慢慢好起来。直到那个下雨的傍晚，男人把我堵在餐馆后门，他的眼镜片上沾着水珠，说话时带着酒气：“我知道你以前做什么的，阿哲都告诉我了。”他伸手想摸我的脸，我后退时撞翻了垃圾桶，馊水顺着裤脚流进鞋子里。
“只要你听话，”他凑近我的耳朵，热气喷在我颈窝里，“我就帮你摆平那些事。”
我看着他镜片后浑浊的眼睛，突然想起巷子里的墙，想起母亲青肿的眼眶，想起阿哲床底下的照片。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好啊。”
我开始陪他吃饭、看电影，听他讲他那个在国外读书的女儿。他给我买漂亮的裙子，带我去高级餐厅，可他的手总在桌子底下摸我的大腿，像条黏糊糊的蛇。有次他把我带到酒店，我趁他洗澡时，用他的手机给她女儿发了张照片——他趴在我身上，眼睛闭着，嘴角挂着恶心的笑。
女孩很快回了消息，只有三个字：“真恶心。”
男人看到消息时，脸瞬间变得惨白。他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按在墙上，我能看见他暴起的青筋，听见自己喉咙里嗬嗬的声响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断气时，他突然松了手，瘫坐在地上哭，像个被抢了糖的孩子。
我整理好衣服，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还在哭，手机屏幕亮着，上面是他女儿穿校服的照片，笑得一脸干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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