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我讲这个故事的，是一位姓李的阿姨，那时她在东北一家老牌国营工厂——辽北第一机械厂上班。
李阿姨在车间里，有个关系处得不错的同事，叫王秀英。两人虽算不上形影不离的闺蜜，但也是常在一起唠家常、中午一块儿去食堂搭伙吃饭的伙伴。秀英姐比李阿姨大两岁，当时李阿姨三十出头，秀英姐早已成家，有个上小学的儿子。李阿姨刚进厂那会儿，人生地不熟，多亏了这位热心的秀英姐处处照应。可李阿姨万万没想到，就在这看似平静枯燥的工厂生活中，竟会发生一件让她一辈子都想不通、脊背发凉的事。
那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。平日里开朗健谈、热心肠的秀英姐，突然像变了个人。
那天早上上班，李阿姨像往常一样，隔着老远就跟秀英姐打招呼：“秀英姐，早啊！吃了吗？” 秀英姐却像是没听见，眼神空洞地直视前方，面无表情地径直走进了车间，连个眼风都没扫过来。李阿姨举在半空的手僵住了，心里咯噔一下。秀英姐家里负担重，偶尔和丈夫孩子闹别扭，心情不好是有的，事后也总会找李阿姨倒倒苦水。可像今天这样完全不理人，还是头一遭。
这还只是开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秀英姐越发反常。她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工位角落，低着头，嘴唇不停地翕动，念念有词。李阿姨有次借着递工具的工夫，悄悄凑近了些，隐约听到一些破碎的字句：“……没多少日子了……快了……也就这样了……到头了……” 那语气里的灰暗和绝望，让李阿姨心里一阵发毛。
起初，李阿姨以为秀英姐是家里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精神压力太大。她试着去关心，去询问，可秀英姐要么眼神躲闪，语无伦次，问急了，甚至会突然用极其陌生而暴躁的语气呛回来，甚至夹杂着平时绝不会说的脏话。几次下来，李阿姨也有些讪讪的，不敢再多问了。
没过多久，更严重的情况出现了——秀英姐开始断断续续地请假，后来干脆就不来上班了。关于她的各种传言立刻在枯燥的工厂生活中发酵开来。有人说她是得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有人说她是被厂区后头荒草甸子里那窝“有道行”的黄皮子（黄鼠狼）给迷了心窍，也有人说，是她男人在外面有了相好的，把她给气疯了。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说人已经送进市里的精神病院了。在那种机械重复、精力过剩的环境里，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谈资，传播速度快得惊人。
就在大家把秀英姐的遭遇当作茶余饭后各种版本的故事，传来传去大概二十天左右，一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般在车间炸开。
那天中午刚过，车间主任老张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脸色是前所未有的凝重。“大伙儿静一静，说个事儿……不太好。” 他顿了顿，声音有些发干，“咱们车间的王秀英……今天早上她家捎来信儿，人……人没了。”
人群“嗡”地一下炸开了锅，惊愕、难以置信的议论声四起。李阿姨脑子“轰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主任压了压手，继续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同事一场，她家里也挺困难，大家有心的话，该随份子的随份子，能帮衬的帮衬一下。跟她关系近的，回头组织一下，去家里看看，送送她……唉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！” 主任说着，自己也重重叹了口气。
李阿姨站在人群里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从秀英姐最初的反常，到如今猝然离世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个才四十出头的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
第二天，车间里关系近的十几个人，加上厂里工会的领导，一起去了秀英姐家。灵堂就设在家里，气氛悲痛压抑。秀英姐静静地躺在那里，面容经过处理，似乎很安详。但让李阿姨和几个细心的工友感到有些异样的是，秀英姐穿着寿衣的脖颈处，严严实实地围着一条颜色鲜艳的碎花纱巾。秀英姐生前并不爱这种打扮。询问死因，她家里人只是红肿着眼睛，含混地说“是意外……突然就没了”，沉浸在巨大的悲伤里，不愿多谈。众人见状，也不忍再追问。
故事讲到这儿，我当时就忍不住问李阿姨：“阿姨，这前面铺垫这么多，后头肯定有更吓人的吧？”
李阿姨当时抿了抿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小子，后面的事儿，可就有点玄乎了。不是跟你投缘，这些陈年旧事，我都不乐意提，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邪性，说不清道不明。”
在我再三恳求下，李阿姨才吐露了后来得知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内情。
原来，秀英姐去世大约两个月后，她丈夫老周曾多次到厂里来找领导，但都是直接去办公楼，没在车间露面，所以工友们大多不知情。事情似乎被厂里悄悄处理了，直到大半年后，在一次厂领导和中层干部的酒局上，一位参与处理此事、喝了点酒的副厂长，才把来龙去脉吐露给了也在场的车间主任老张。老张是个肚子里存不住话的，回来又告诉了几个信得过的老工友，这秘密才一层层泄露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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