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李果，南方人，九十年代初来北京做水果生意。一开始在通州的一个批发市场里倒腾，起早贪黑，慢慢做大了，同行给起了个外号叫“果子李”。那会儿北京房租不贵，我在朝阳区边上租了一间筒子楼。
筒子楼是那种老式的职工宿舍，两层，每层三十来户。没有独立厨房，也没有独立厕所，楼道里堆满了灶台，一到下班点，整条楼道全是油烟，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公共厕所建在二楼半的位置，六十户人家抢那七八个坑位。我住二楼，房间不大，十来个平方，一扇窗户对着楼道，常年拉着帘子。
我是外乡人，初来乍到，想跟邻居们处好关系，经常把卖不完的水果分给大家。一来二去，跟隔壁一个姓孙的技术员混熟了。他三十出头，戴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，头顶已经有些谢了，反着光。说话慢声细语，文绉绉的，跟谁都客客气气，可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他一个人住，没见过有亲戚朋友来找他。
我搬进去大半年，跟他处得还算不错。
那天晚上十点多，我刚躺下，迷迷糊糊正要睡着，门忽然“咣咣咣”被砸响了。那声音在寂静的楼道里炸开，回声嗡嗡的，像有人拿铁锤在敲。我吓得一激灵，翻身下床，光着脚去开门。
门一拉开，孙技术员站在门口，满头大汗，脸白得像纸。眼镜片后面那双眼睛瞪得溜圆，瞳孔缩成针尖那么大。他的嘴唇在哆嗦，下巴上的肉一颤一颤的，像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。楼道里的声控灯被他那一嗓子喊亮了，昏黄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看见他那颗谢顶的脑袋上全是汗珠，亮晶晶的，顺着额头往下淌。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背心，裤腿卷到膝盖以上，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，鞋面上沾着黑乎乎的东西，像是从什么地方慌慌张张跑出来的。
“果子李，快跟我走！今天晚上不能住这儿了！楼里闹鬼了！”
他的声音又尖又哑，像指甲挠在玻璃上，跟平时慢吞吞的腔调完全不一样。我愣了一下，问他怎么回事。他不回答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拉。他的手劲大得不像话，指甲掐进我的肉里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。
“你别问了，快跟我走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！”
我被他拖出房间，踉踉跄跄下了楼。楼道里其他人家的门都紧闭着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只有昏黄的声控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，又在我们身后一盏接一盏地灭掉，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着。走到一楼门口，夜风猛地灌进来，我打了个哆嗦，这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条短裤。他更惨，只穿了件背心，冻得直缩脖子，肩膀耸起来，两只手抱着胳膊，可就是不肯回去拿件衣服。
“你总得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”我站住脚，不肯再走。
他四下看了看，拉着我走到路边一棵槐树下。路灯的光从头顶照下来，在地上投下一个惨白的圆。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，抽出一根递给我。他的手在抖，烟卷在他手里颤得像风中的树叶，烟丝簌簌地往下掉。他自己也叼了一根，打火机打了三回才打着。火苗在夜风里晃了晃，总算稳住了。他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，被风撕成碎片。
“果子李，你住这儿大半年了，有没有注意到一楼有一间屋子，一直空着，门口堆着杂物？”
我想了想。一楼最东头，确实有那么一间。门上的绿漆快掉光了，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。门口堆着几个破纸箱，一把断了腿的椅子歪倒在那儿，锁眼儿里塞了一团旧报纸，纸边泛着黄。我搬来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这种筒子楼一房难求，怎么会有一间屋子空着？
“那间屋子，”孙技术员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拖鞋碾灭，声音低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，“就在我正下方。它的天花板，就是我的地板。”
我脑袋里“嗡”了一下。他又点了一根烟，这次手稳了些，可夹烟的手指头还是微微发颤。
“几个月前，我把洗好的衣服用铁衣架挂在暖气上。第一次没挂住，衣架掉下来砸在暖气管子上，‘当’的一声。我没在意，捡起来又挂。可我刚挂好，暖气管子下面也传来一声‘当’——有人在楼下跟我敲了同一节奏。”
“我以为听错了，手贱，拿另一个衣架又敲了三下。”他停下来，看着我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“你猜怎么着？下面也回了我三下。一模一样的节奏，就像有人在楼下模仿我。”
“我当时就知道，楼下的房间根本没人住。”
夜风吹过槐树，叶子沙沙地响，像有人在耳边低语。我后背一阵发凉，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，从脖子一路竖到尾椎骨。
“从那以后，”他继续说，声音沉下去，“我每天晚上都会敲暖气管子。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……好奇。每次敲，下面都会回应。敲两下回两下，敲五下回五下。就像有个看不见的人，在楼下等着跟我说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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