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着三天,他每天晚上都要。不是正常的亲昵,是那种让人害怕的、没有节制的、近乎施暴的方式。他动作粗野,嘴里发出含混的、听不懂的呜咽声,像在念什么东西。我问他“你怎么了”,他不回答,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些动作,眼睛始终半闭着,瞳孔往上翻,露出底下的眼白。我浑身上下都是淤青,胳膊上、手腕上、大腿上,青一块紫一块,像被人打过。可我不敢说,不敢问,甚至不敢哭。我怕他一巴掌扇过来。他以前从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。
第四天,他接了个电话,说“有活了”,背着那个帆布包出了门。我等他走远了,锁上房门,拉上窗帘,拨通了表姐的电话。
表姐叫小曼,比我大五岁,嫁在邻市。她妈——我姨——在我们那一带是出了名会看事儿的,谁家孩子夜里哭、谁家老人看见不干净的东西,都来找她。我把这几天的事断断续续地说了,说到他身上那股土腥味的时候,表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听见她跟她妈嘀咕了几句,声音压得很低,像在商量什么。
过了一会儿,表姐重新拿起电话,声音压得极低,像怕什么人听见:“我妈说了,你先去药店买个温度计,最普通的那种水银温度计。打碎了,把里面的水银取出来,小心不要沾到手上,手上别有伤口。把水银放在手心里,它不会散,会凝成一个小珠子。你找个机会抱住你男朋友,把水银拍在他后背上,然后看他的反应。”
我照做了。
那天傍晚,夕阳把院子里的枣树影子拉得老长。他回来了,进门就把自己摔进沙发里,闭着眼睛,胸膛起伏。我事先已经打碎了一支温度计,把里面那一点水银倒在了手心里。水银在掌心里滚来滚去,银白色的小珠子,沉甸甸的,凉丝丝的。我深吸一口气,把水银藏好,走过去,从背后抱住他。我的脸贴着他的后背,那股土腥味又涌上来,闷得我胃里翻腾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自然,娇滴滴地说:“我想你了,抱抱。”
我的掌心贴着他的后背,在脊椎骨的位置,轻轻拍了一下。
他像被电击了一样,猛地从我怀里弹开。“嗷——”一声惨叫,不是人的惨叫,是那种又尖又长的、像被踩住尾巴的动物发出来的嘶鸣。他整个人从沙发上滚了下去,摔在地砖上,后脑勺磕在地面,“咚”的一声,闷雷一样。他开始满地打滚,两只手疯狂地去够后背,指甲隔着T恤撕挠,布料发出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。他的身体弓起来,像一只被火烧着的虫子,在地上扭曲、翻滚、抽搐。嘴里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叫了,是嚎,是那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、含混的、带着气泡破裂声的嚎叫。
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,可我觉得像过了一辈子。
他慢慢停下来,趴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气,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,滴在白色地砖上,凝成一小摊。T恤后背的地方,有一个湿漉漉的圆印,水银珠子不见了,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了进去。那块圆印的颜色发黑,像墨水洇在布上,还在慢慢地往外扩散。
他撑起身体,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转过脸来看我。他的眼睛是红的,眼珠子上布满了血丝,眼眶发胀,像是要滴血。眼白变成了粉红色,瞳孔缩成针尖大小。他咬着牙,腮帮子鼓起两条硬棱,一字一顿地问:“你——往我身上——弄了啥?”
他的声音又恢复成了那种砂纸磨铁的低哑,像是两个人在共用一副嗓子。
我退了两步,后背抵住墙,拼命摇头。他朝我走过来,一步一步,慢得像踩在棉花上,可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口上。他走到我面前,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脸上没有表情,像一张蜡做的面具。然后他抬起手,那只手在空中顿了一下,像在犹豫,又像在确认什么。然后那只手落了下来。
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
我听见“啪”的一声,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炸开,像有人摔碎了一个瓷碗。我整个人偏了过去,耳朵里嗡嗡响,嘴里一股铁锈味弥漫开来。血从嘴角渗出来,顺着下巴往下淌,滴在白色的衣领上,绽开一朵小红花。
我捂着脸,没有哭,没有喊。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,硬是咽了回去。我低着头,看着自己的脚尖,看见脚趾头在发抖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跑。
那天晚上,他一整夜没有碰我。他坐在客厅里,开着电视,音量调到最低,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的,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大忽小。我躺在卧室的床上,睁着眼睛,听着客厅里偶尔传来的干咳声,那声音不像人咳嗽,像什么东西在清嗓子。凌晨三点多,我才迷迷糊糊睡过去。
第二天天没亮,我醒了。窗帘缝里透进来一丝灰蓝色的光,客厅里没有声音。我光着脚下了床,没穿鞋,没拿包,连手机都没敢找。我只穿了一件薄外套,踮着脚尖走过客厅。他歪在沙发上,张着嘴,打着鼾,鼾声很深、很粗,像牛叫。他的脸在晨光里显得灰白灰白的,嘴唇发紫,下巴上沾着干了的唾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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