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阿强,湖南人,零四年跑到深圳打工。没什么手艺,经老乡介绍去了家保安公司,培训了一个来月,就被分到一家酒店上班。酒店活不重,环境也好,我还以为自己运气不错。可没干多久,公司突然说要抽调人手,去罗湖那边一家商场支援。队长说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一千块。
一千块啊,那时候顶我半个月工资了。我眼睛都亮了,想都没想就报了名。
到了罗湖我才发现,这商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就三层楼,也不大,门脸倒是挺气派,可里头转一圈用不了十分钟。我站在门口,心里直犯嘀咕:这么点地方,用得着这么多保安?后来队长解释说,这地段寸土寸金,商场虽小,一楼全是金店。晚上虽然会把贵重物品收走,但柜台里还留着样品,安保级别高。我们六个人,白班夜班轮着来。
头几个月我上白班,啥事没有,平平安安的。每天早晨开门,晚上关门,日子过得像复印机打出来的,一张一张都一样。
有一天队长突然召集开会,说夜班缺两个人,愿意上的,每月多加八百块。八百块!我眼睛都放出光来了。可我是新来的,争不过老人,两个名额都被老同事抢走了。我眼巴巴看着他们多拿钱,心里酸溜溜的,像吞了半颗没熟的橘子。
谁想到没过两周,那两个上夜班的人都不干了。一个说家里有事,一个说身体不好,走得急急忙忙的,连工资都没等结清。我赶紧找队长,还偷偷买了两盒烟塞给他。队长接过烟,眯着眼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现在想来有点奇怪,像是什么都知道,又什么都不说。他拍了拍我肩膀:“行,你上夜班吧。就守着一楼那两家金店中间的位置,其他楼层不用管,把那个角落看住了就行。”
我问他:“就我一个人?”
“你先顶着,人我再安排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我还美滋滋的,觉得是那两盒烟起了作用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哪里是烟的事,那是没人愿意去。
第一天晚上,我搬了把躺椅,躺在两家金店中间的走廊里。商场关了门,灯也灭了大半,只有应急灯在墙根投下一小片惨白的光,照着空旷的过道。那过道又深又长,两边是拉下卷帘的店铺,卷帘门银灰色的,反着冷冰冰的光,像一排沉默的嘴。整个商场死寂死寂的,偶尔不知道哪里传来一声“咔”,像是金属热胀冷缩的声音,又像是什么东西在远处轻轻碰了一下。我掏出收音机,戴上耳机,听一个情感节目,女主播的声音软绵绵的,正播着两口子吵架的故事。我听得昏昏沉沉,眼皮往下坠。
迷迷糊糊中,我感觉到一阵风从身边掠过去。不是空调的风,那空调早关了。是那种带着凉意的、突然窜过来的风,像有什么东西从我旁边擦身而过,带走了我身上的热气。我正要睁开眼,“啪”的一声,左脸结结实实挨了一耳光。那力气大得我脑袋往旁边一歪,耳朵嗡嗡作响,嘴里好像磕破了皮,一股铁锈味慢慢散开。
我“噌”地一下从躺椅上弹起来,手里的收音机甩出去老远,在地上滑了两米,撞到一根柱子才停。我拔出腰间的电棍,按下开关,电棍头“噼啪”作响,蓝白色的电火花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,照得我的脸忽明忽暗。
“谁?谁打我?”我挥着电棍,对着空气一顿乱划。
周围什么也没有。过道空空荡荡,只有应急灯照着我的影子,孤零零一个,歪歪扭扭地印在地上。我的右手在抖,电棍跟着一起抖,火花跳得更厉害了。
我揉着脸站了好一会儿,嘴里骂骂咧咧的,又把收音机捡回来,躺回椅子上。躺了还没半分钟,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——这商场大门锁着,窗户封着,一个人都没有,谁打我?那阵风,那耳光……我的手停在半空中,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,从后脑勺一直竖到尾椎骨。
那一夜,我再也没敢合眼。我把能开的灯全打开了,拿着电棍在商场里转了一整夜。从一楼转到二楼,从二楼转到三楼,再从三楼转回来。脚底板走得生疼,可我不敢停,只要一停下来,耳朵里就响起那个奇怪的声音——不是哭声,不是说话声,是一种像风声又不像风声的低鸣,从走廊尽头传过来,隐隐约约的,像有什么东西在呼吸。
直到天亮同事来接班,我才松了口气。
第二天我找队长,说不想干了。队长靠在椅子上,上下打量我一眼,说:“你脸上啥也没有啊?哪有人打你?”他顿了顿,又补了一句:“你要是不想干,我换人。夜班多的是人抢,你不干,后面排着队呢。”
我一听这话,又咽不下那口气。八百块啊,加白班工资,一个月能拿小三千,那时候在深圳不算少了。我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,咬了咬牙,继续干。
第二天晚上,我学乖了。不到九点就把商场里的灯全打开了,能开的都开,亮堂堂的,连角落里的应急灯都换了新电池。我把电棍攥在手里,躺椅也不用了,直接坐在金店柜台后面的地上,背靠着墙壁,面朝走廊。柜台是大理石面的,冰凉凉的,贴着后背,那股凉意隔着衬衫往里渗,像是在提醒我:别睡,别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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