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暑假，我住在三姨家。三姨有个儿子，叫小栋，比我小两岁，我俩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天天黏在一起，连上厕所都要结伴去。
楼下住着一个警察叔叔，姓刘，四十来岁，方脸，浓眉，走路腰板挺得笔直，见谁都笑呵呵的。跟三姨关系不错，我每次来都喊他叔叔，他会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又高了？好好学习啊。”那年暑假，我到三姨家的第三天，还在楼道里碰见他。他穿着一身警服，刚从外面回来，制服腋下湿了一片，脸上全是汗，可还是笑着跟我打招呼：“来了？热不热？三姨给你做好吃的没？”我说做了红烧排骨。他笑着说：“你三姨做排骨是一绝。”没想到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说话。
第五天，三姨和三姨父在厨房里嘀咕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我趴在门缝里听见了——“楼下的刘叔，走了。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出了意外。听说……很惨。”三姨没细说，我也没敢问。后来听邻居说，是在追嫌疑人的时候被车撞了，人还没送到医院就不行了。三姨红了眼眶，说老刘是个好人，怎么就走了。
楼下搭了灵棚，白布被风吹得哗哗响，花圈排了一长溜，进进出出的都是穿制服的人。那几天我和小栋窝在家里看恐怖片，把林正英的僵尸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一边害怕一边兴奋。小栋还从网上找了几部日本的，画面暗得很，音效瘆人，看到一半我俩就把电视关了，谁也不敢去关灯。
头七之后，灵棚撤了，花圈收了，楼道里恢复了安静。门上的白纸还在，被风吹得起角，沙沙响。
那天下午三点多，阳光很好，从窗户照进来，在走廊里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。我跟小栋说想吃话梅和虾条，让他去买。他正在打游戏，说：“不去，你自个儿去。”我没办法，只好自己揣了钱下楼。
三姨家在四楼。我下了楼，走到二楼半的时候，一转弯，看见了刘叔。他站在楼梯拐角，靠着墙，侧着身子，面朝窗户，阳光照在他身上。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警服，跟生前一模一样，可那衣服的颜色不对，发灰，像褪了色。他的脸色很不好看，灰沉沉的，嘴唇发白，眼窝凹进去，像好几天没睡过觉。我随口喊了一声：“叔叔好！”他慢慢转过头来，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很慢，像电影里的慢镜头，眼皮一点一点抬起来，眼珠子一点一点转过来。他张了张嘴，没有声音出来。然后他转回头，继续看窗外。
我没在意，继续往下走。
到了一楼，出了单元门，阳光很刺眼，我眯着眼走了几步，忽然站住了。刘叔不是死了吗？头七都过了，棺材都拉走了，骨灰盒都放到公墓了，他怎么会站在楼梯上？我后背的汗毛一下子炸开了，冷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，浸湿了T恤。我站在楼门口，腿发软，像踩在棉花上，不敢回头，不敢上楼。
去小卖部买了话梅和虾条，我蹲在路边，不敢回去。太阳晒得我头皮发烫，我盯着单元门，里面黑洞洞的，像一个张开的嘴。等了十几分钟，终于等到了一个邻居大叔，四十来岁，住在二楼。他提着菜篮子走过来，嘴里还哼着歌。我赶紧跟在他后面上楼，隔着三四级台阶，不敢太近，也不敢太远。走到二楼半，楼梯拐角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阳光照在墙上，照在地上的瓷砖上，白的晃眼。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回了四姨家，砸开门，把话梅和虾条往沙发上一扔，拉着小栋进了卧室。
“我看见刘叔了。”我说。小栋手里的薯片掉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里的薯片还没咽下去，腮帮子鼓着，一动不动。
“在二楼半，他就站在窗户边上，穿着警服。”我压低声音，嘴唇在抖。小栋咽了薯片，咽了好几口才咽下去，说：“你没看错？”我说没有。
那年暑假剩下的日子，我们俩天一黑就不敢出门，连上厕所都要结伴。卧室的门整夜开着，灯也整夜开着，我俩挤在一张床上，背靠背，谁也不敢先睡着。
三姨骂我胡说八道，说小孩子眼睛净瞎想。三姨父没说话，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好像藏着什么。他抽了一口烟，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慢慢散开。他说了一句：“小孩眼净，看见的东西，不一定就是假的。”三姨瞪了他一眼，他没再说。
很多年以后，我回忆起那个楼梯拐角，总觉得刘叔站在那里，不是偶然。他可能是忘了什么东西，回来拿。也可能是等什么人，最后再看一眼。只是他不该让我看见。可他还是让我看见了。也许是因为，每次遇见他，我都会喊一声“叔叔好”。那天下午，我也喊了。他听见了，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。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表情，不是微笑，不是严肃，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放下了什么，又像是还有什么没说完。
他张了张嘴，没有声音出来。我一直在想，他想说什么。想了二十多年，没想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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