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亭在村口下车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载他来的那辆白色面包车甚至连车门都没等他关上就掉头走了，尾灯在灰扑扑的土路上晃了两下，消失在拐弯处。他站在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，拉杆箱的轮子卡在碎石缝里，他蹲下来掰了一下，才把箱子拎起来。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草木灰味，是从那片低矮的瓦房顶上渗出来的。他朝村子的方向看了一会儿，总觉得那些房子的排列顺序不太对，像被谁摆放过，却又没摆整齐。
他是来面试的。三个月前，他在省城投了不下五十份简历，全部石沉大海。毕业三年，换了四份工作，最长的一份干了十一个月，最短的那份只待了不到两个月。他是县城里出来的，大专学历，学的会计，拿了个从业资格证。他以为自己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。时间久了，他发现自己连像样的门槛都摸不着了。最后一份简历发出去了三十七天，他收到了一条短信，通知他到这里来面试。
是一家保险公司。发短信的人自称姓周，给了他一个地址，说让他明天下午两点到这个地方来。他在手机地图上搜了半天，才找到这个村子。到镇上的时候，中巴车司机说去不了那么深的山沟里，只能把他卸在这里。他问这里离那个村子还有多远，司机说没多远了，就是路不好走。他沿着那条土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天色越来越暗，两边的竹林越来越密。那几排灰瓦屋顶终于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他沿着村道往里走，路过几户人家。门都关着，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。他走到村子中央，看见一栋比周围房子都高的老屋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，牌子上写着几个字，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了，他凑近了辨认——“同人保险办事处”。他推了一下门，门是虚掩着的，吱呀一声开了。
屋里点着一盏老式的煤油灯，光线昏黄。一个男人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，正低头翻看一本发黄的簿子。他抬起头来，看上去四十多岁，颧骨很高，眼窝深陷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夹克。他看了看江亭，又看了看他身后那扇半开的门，开口说了一句：“你就是来面试的那个？”
江亭点头。
那个男人站起来，绕过八仙桌，走到他面前。他比江亭矮半个头，但他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江亭感觉到了一股说不清的压迫感，不是凶恶的那种，是一种更沉重的、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他肩膀上。
“我叫周怀安，”他说，“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样东西。你先坐。”
他说完就推开了后门，走了出去。江亭在那张八仙桌旁边坐下来，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。陈设极其简单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把竹椅，一个木头柜子，柜门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，纸上用毛笔写着“同人保险”四个字，笔迹端正，像是描了很多遍。江亭等了一会儿，周怀安还没有回来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那个柜子前面，透过玻璃门往里看。柜子里放着一排发黄的牛皮纸档案袋，整整齐齐地码着，每个袋子的封面上都写着一个名字。
他看到一个袋子的封面上写着“江”字。他愣了一下，又看了一遍，确实是“江”，后面跟着一个名字——“江福生”。江亭不认识这个名字，可那个姓氏让他心里猛地一紧。他伸手想拉开柜门，柜门是锁着的。他缩回手，坐回了八仙桌旁边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怀安从后门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只铁皮盒子，盒子不大，边角已经生锈了。他在江亭对面坐下来，把铁皮盒子放在桌上。
“你家里，有没有人以前来过这里？”周怀安问。
江亭摇头。
周怀安打开铁皮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推到他面前。照片上是一个男人，站在一棵老槐树底下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微微笑着。那张脸，江亭认得——和他自己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见的那张脸，几乎一模一样。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才说了一句：“这是我爸。”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对他的记忆只有几张旧照片和母亲偶尔提到的一些零碎片段。他妈说他爸以前在外地工作，在一家什么公司里干过几年，后来不干了，回了老家。
周怀安说，你爸以前也来过这里。他也是来面试的。他在这里干了将近一年，然后走了。江亭问他自己能不能继续面试。周怀安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，是一张薄薄的纸，纸已经泛黄了，边角有些磨损，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，像是某种表格。表格抬头印着四个字——“同人保险”，底下是一行更小的字——“投保与理赔书”。
周怀安问他：“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”
江亭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卖保险？”
周怀安说：“卖保险，也赔保险。可我们卖的保险和别家不一样。我们保的东西，是活人保不了的。”他抬起头来看着江亭，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不规则的阴影。“比如，一个人死了，他欠的债怎么办？他答应别人的事，没有做完怎么办？他的魂还在，可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动了。这时候，就需要有人替他完成那些还没有做完的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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