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依据市政府会议纪要。”林晓梅调出几份文件，“城建集团承担的很多项目都是公益性、准公益性的，比如保障房建设、市政管网改造、公共场馆建设等。这些项目本身盈利性差甚至亏损，政府给补贴是对其承担公共职能的补偿。”
“补贴标准怎么定的？”
“有专门的办法。”林晓梅又调出一份《京海市属国企承担公益性项目补贴管理办法》，“根据项目类型、投资规模、运营成本等因素综合测算。所有补贴都要经过第三方审计、财政审核、市政府审批。”
程序看起来都很规范。但侯亮平抓住了一个细节：“第三方审计机构是固定的吗？”
“不是固定的，每年通过政府采购确定。”
“那去年的审计机构是哪家？”
“正大会计师事务所。”
侯亮平记下了这个名字。他隐约记得，在城建集团的资料里，很多项目的审计报告也是这家事务所出具的。
“林局长，你个人觉得，城建集团的补贴申请有没有水分？”
这个问题很直接，林晓梅愣了一下，随即谨慎地回答：“从程序上说，所有补贴都经过了规定流程。但从实际效果看...有些项目确实可能存在成本控制不严的问题。我们财政局也提过意见，但最终决策权在市政府。”
“你们提过哪些意见？”
“比如去年污水处理厂项目，我们觉得投资概算偏高，建议优化设计方案。但专家论证认为现有方案是最优的，最后还是按原方案执行了。”
“哪些专家？”
“主要是水务领域的专家，还有工程设计单位的意见。”林晓梅顿了顿，“侯组长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...”
“请讲。”
“京海这些年发展很快，上马了很多大项目。速度和质量有时候是有矛盾的。为了抢工期、出形象，可能在成本控制上就会松一些。”林晓梅说得很含蓄，但意思很清楚。
侯亮平点点头，没有继续追问。他知道，财政局长能说到这个程度，已经不容易了。
离开财政局时，天色已晚。侯亮平没有回招待所，而是让司机开往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——那是张文强妻子公司中标的一个政府宣传项目。
工地位于新区管委会旁边，正在建一个“城市形象展示中心”。工地已经停工，只有几个看守的工人在简易房里吃晚饭。
侯亮平下车，走到工地门口。围挡上的公示牌显示，建设单位是新区管委会，施工单位是“艺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”——正是张文强妻子名下的企业。
“师傅，这工地怎么停了？”侯亮平问一个看守工人。
“没钱了呗。”工人头也不抬，“干了三个月，就发了一个月工资。包工头都跑了。”
“项目款没到位吗？”
“那谁知道。反正我们小工是拿不到钱。”工人抱怨道，“说是政府项目，还以为靠谱，结果一个样。”
侯亮平围着工地转了一圈。基础已经打好，钢结构立起来一半，但现场材料堆放混乱，显然管理不善。他拍了几张照片，准备回去后查查这个项目的审批和拨款情况。
回到招待所时，已经晚上八点。周正和其他组员正在会议室汇总情况。
“侯组，有发现。”周正脸色严肃，“我们查了诚信监理公司，法人代表叫王诚，是市建设局原副局长王建国的弟弟。王建国两年前退休，退休前分管建筑市场监管。”
“张教授呢？”
“张明，京海大学土木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除了专家费，他还在三家工程设计公司担任顾问，每年顾问费超过五十万。而这三家公司，都承接了城建集团的业务。”
侯亮平在会议室里踱步。线索开始串联起来了：监理公司负责人是退休官员的弟弟，专家在相关企业拿顾问费，施工单位通过变更签证增加收入，审计机构可能也是固定合作的...
这很像一个闭环的利益链：设计单位做高预算，施工单位低价中标，施工中通过变更提高造价，监理和专家配合“论证”变更的必要性，审计机构最终“确认”费用的合理性。而所有环节，都可能存在利益输送。
“还有张文强那边。”另一名组员汇报，“他妻子的公司成立三年，几乎只做政府业务。五笔订单都是宣传品采购，但实际交付的东西价值明显低于合同价。比如去年新区管委会的‘城市形象宣传册’项目，合同价30万，实际就是印了五千本册子，市场价不会超过十万。”
侯亮平停下来：“有证据吗？”
“我们找到了印刷厂，拿到了印刷合同和结算单，确实只花了九万八。另外二十万，以‘创意设计费’的名义转到了另一家公司。”
“哪家公司？”
“还在查，但账户显示钱最后转到了境外。”
侯亮平感到既愤怒又兴奋。愤怒的是，这些蛀虫在侵蚀京海发展的成果；兴奋的是，巡视终于找到了实质性突破。这些线索虽然还不足以证明孙明有问题，但至少说明，京海并非铁板一块，并非完美无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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