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三年的冬月,格外寒冷。北风从海上刮来,卷着细碎的冰晶,打在脸上生疼。坐落在潘家庄东南十里的“东大营”内却热火朝天,数以千计的战士正在严格操练。呼出的白气在头顶凝成一片雾,又被风吹散,旋即又被新的热气填满。
操场上,一队队士兵排成整齐的方阵,随着军官的口令变换队形。步枪上膛、瞄准、击发,动作一气呵成,枪声如爆豆般密集,硝烟在寒风中还没来得及升腾就被吹散了。另一侧,新兵们在练习拼刺。木枪碰撞的“咔咔”声此起彼伏,教官的吼声在寒风中格外响亮:“刺!收!刺!再收!力气呢?早上没吃饭?”
这些战士既有经历过征倭战火锤炼的浙兵,也有新征募来的三千浙中子弟。前者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兵,眼神沉稳,动作老练,仿佛已经把每一个动作刻进了骨头里;后者还带着几分青涩,手掌上磨出的血泡结了痂又磨破,但刻苦认真,毫不逊色,咬着牙跟在老兵身后,一遍又一遍地重复。
这六七千名浙兵将与数千登莱子弟一道组建成“莱州营”,代号“熊罴”。熊罴者,猛兽也。潘老爷取此名,寄望这支新军能如山中之熊,横扫一切敌人。编制参照登莱军标准,下设步兵团、炮营、机枪营、工兵营、辎重营,总兵力约一万二千人。等这些人练出来,就是一把真正的利刃。
潘浒站在观台上,举着望远镜看着操场上的训练,微微点头。这些兵练出来了,明年开春就能投入战场。
而今,他面对的除了建奴,还有流寇,西夷——他麾下能打的家底满打满算也不过七八万人,看着不少,可要防守的地方太多了——登莱本土要守,奴儿干都司旧地要守,新瀛州要守,新登州要守。几千里的防线,七万人撒出去,跟没撒一样。
他转身走下观台。
陕晋民乱愈演愈烈。流寇头领们虽然各怀心思,但在对付官军这件事上却出奇地一致。去年入冬以来,官道上的塘报一封比一封急,今天报某县失守,明天报某将阵亡,奏折上的字迹越来越潦草,透着写折子的人手在发抖。待到流寇杀进豫省,与豫省乃至黄淮流域的流寇土匪合流,声势更加浩大。再加上北方的建奴与蒙鞑子,大明朝廷疲于应付,局势加速恶化,像一辆失控的大车,顺着陡坡往下冲,谁都拽不住。
这让潘老爷深感时不我待。
向东对朝鲜、倭国用兵,向南对盘踞吕宋的西班牙人虎视眈眈,除了获取足够多的金银及各项战略资源外,另一个目的就是剪除朝鲜、倭人以及西夷的威胁。前者可以让他拥有可持续的战争潜力——兑换尽可能多的武备;后者可以让他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建奴、蒙鞑子以及流寇军。
以登莱军如今的武力,若是效仿那光头佬蒋校长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之策,大致是可以将活跃在秦晋大地上的流民军清除掉的。潘浒听了,只是摇了摇头。那些人不懂。流寇军中那些头领,张献忠、高迎祥、李自成之流,确实多是野心之辈,迟早要祸乱天下。但流寇军中九成以上都是连饭都吃不饱的逃难庶民,是他的同族同胞。把刀对准他们,他下不去手。退一万步说,天下这么大,能养活这么多明人。只要把那些吃人的蠹虫除掉,把土地分下去,让百姓有饭吃,谁愿意跟着造反?
正因此,他除了持续强化登莱军的力量,还设法支持远在川东的白杆军加快扩张。
此前,一批物资已经秘密运抵石柱——除了双管猎枪、单动转轮手枪、丈八钢矛、三尺唐横刀、覆钢圆盾,钢盔、镶铁棉甲、包铁战靴之外,还有大量的粮食、布匹等物资。运送物资的船队从登州出发,经长江溯流而上,在夔州府靠岸,再由骡马驮运进山。光是把这批东西送到石柱,就花了两个多月。
秦良玉收到这批物资时,年过六旬的老将亲自出迎十里。她一身戎装,银发在盔下露出几缕,腰杆笔直,站在瑟瑟寒风中,望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,望着那些锃亮的火枪和成垛的粮包,老泪纵横。她身后的白杆兵也红了眼眶——这些年,朝廷自顾不暇,粮饷拖欠,器械老旧,他们几乎是被遗忘在川东角落里的孤军。
“慕明之恩,石柱白杆军永世不忘!”她朝着登州方向抱拳,声音哽咽。
这批武器足够再武装三千白杆兵,新式的白杆兵接近万人,成为真正的西南柱石。。潘浒此举,既是出于对这位巾帼英雄的敬重,也是为大明朝留一条后路——川东地势险要,若北方真有不可收拾之日,那里就是最后的退路。
看了一会儿战士们的训练后,潘浒便走下观台,踩着大营冻硬的土路走向礼堂。黑色高筒皮靴踩在冰冷的青石台阶上,磕出清脆的“咔、咔”声响。他特意放慢脚步,让铁掌与石阶碰撞的动静在冷寂的下午传得更远一些。那声音一下一下,像是鼓点,又像是倒计时。
身后紧紧跟随十八名亲卫。他们头戴原野灰色防寒帽,身着原野灰色六年式毛呢大衣,身负Y型武器装备挂带,身前挂着牛皮制四联装弹匣包,手中擎着通体黝黑的七年式冲锋枪,脚蹬黑色的半筒防寒皮靴。十八人步伐整齐,靴声如一,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他们的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四周,警惕着任何可能的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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