蚂蚁沟屯的麦田里,蚂蚱在刚冒头的麦苗间蹦跳。晌午的日头已经有些毒了,生产连的战士们摘下帽子扇风,脊背上的军装被汗水浸出深色的印记。
王栓柱蹲在田埂边,用拐杖拨开一丛麦苗仔细看。嫩绿色的叶片上有细小的孔洞,边缘泛黄。
“军长,是地老虎。”生产连长也蹲下来,手指捻起一点泥土,“开春暖和得早,虫卵提前孵了。照这架势,不出半个月,这片地的麦苗得被啃掉三成。”
王栓柱沉默地站起来,拄着拐杖沿着田埂慢慢走。整片河滩地大约五十亩,是第二军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今年一半的口粮指望。如果真减产三成,就意味着秋天得从本就不富裕的战士口粮里再抠出一部分,或者向老乡借粮——而老乡家也未必有富余。
“有什么法子?”他问。
“土法子倒是有。”连长跟在他身后,“用烟叶泡水喷,地老虎怕那个味儿。但咱们哪来那么多烟叶?除非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除非跟老乡换,或者去镇上买。”
王栓柱停下脚步。镇上现在是日伪控制区,去采购烟叶风险极大,而且第二军的经费紧张,每一块银元都得掰成两半花。
“先组织人手人工抓。”他做出决定,“每天早晚各一次,顺着麦垄翻土,见着虫就弄死。能救多少是多少。”
“是!”连长应道,却又补充,“军长,还有件事……咱们的农具不够。特别是耙子,只剩七把是好的,其他的齿都断了。”
“后勤处不是上月才补充了一批吗?”
“那是从伪满仓库缴获的,本来就是旧货,用不了多久。”连长苦笑,“现在咱们开垦的地越来越多,可家伙事儿跟不上。战士们有的用手扒,指甲都翻过来了。”
王栓柱看着田里那些年轻的背影。他们大多不到二十岁,本该在学校里念书的手,现在握着锄头、抓着虫子、在泥土里刨食。有些战士的手掌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本的纹路,裂开的口子里塞着黑泥。
“我想办法。”他说。
回到军部驻地时已是下午。王栓柱没回自己的木屋,直接去了军械修理所。所谓修理所,其实就是个搭了棚子的山洞,里面叮叮当当响着敲打声。
修械所长是个满脸煤灰的老兵,姓郑,以前在奉天兵工厂干过。他正对着一个烧红的铁砧捶打什么,见王栓柱进来,用围裙擦了擦手。
“军长,您怎么来了?腿伤好些没?”
“老郑,农具能修吗?”王栓柱开门见山。
“农具?”老郑愣了下,“耙子锄头那些?能是能,但咱们这儿主要是修枪修炮,铁料都紧着军械用……”
“分一部分出来。”王栓柱在简陋的木凳上坐下,把拐杖靠在墙边,“老郑,你种过地没?”
“种过。关里老家有三百地,全是俺爹俺娘伺候。”老郑的眼神黯了黯,“鬼子来了以后,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那你该知道,没有耙子,地就整不细;地整不细,苗就长不好;苗长不好,秋收就得减产。”王栓柱的声音不高,但每个字都沉,“咱们当兵的可以饿肚子,可老百姓不能饿。老百姓饿了,谁给咱们报信?谁给咱们藏伤员?谁把儿子送到队伍上来?”
老郑沉默地听着,手里的铁钳无意识地开合。
“从今天起,修理所分出一半人手和铁料,专门打农具。”王栓柱站起来,“耙齿要淬火,锄头刃要加钢,一件农具要当十年用。这是命令。”
“是!”老郑挺直腰板,“可是军长,铁料实在……”
“我想办法。”王栓柱重复了这句话,然后拄着拐杖走了出去。
办法其实有,但很冒险。
第二天凌晨,天还没亮,王栓柱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出发了。他们没有走大路,而是沿着山脊线穿插,目标是七十里外的一个伪满铁矿场。
那是日本人控制的“满洲矿业株式会社”下属的一个小矿点,主要出产低品位的铁矿石,运到奉天去冶炼。矿场有三十多个伪满矿警,两座木头哨塔,平时守备不算严——因为那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,抗联以前从没打过它的主意。
“军长,真要打矿场?”带路的向导是本地猎户,对这一带熟得很,“那里头没啥油水,就些破矿石,扛都扛不走。”
“不要矿石。”王栓柱伏在山梁上,用望远镜观察着晨雾中的矿场轮廓,“我要他们库房里的成品铁——钢钎、铁镐、运矿车上的轴承和铁皮。”
向导恍然大悟。
矿场早上六点换岗。王栓柱看着表,等哨塔上的探照灯熄灭、换班的矿警打着哈欠走出来时,他打了个手势。
二十名战士像影子一样滑下山坡。他们分成三组:一组解决哨塔,一组控制矿警宿舍,一组直奔库房。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分钟,没有开枪,全是匕首和绳索解决。
库房比想象中大。里面堆满了采矿工具,还有很多半成品的铁料。王栓柱摸了摸那些冰凉的钢铁,估算着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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