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特罗切尼宫深沉的寂静，与布加勒斯特夜晚模糊的市声隔绝开来。米哈伊一世独自坐在父亲埃德尔一世昔日的书房里，沉重的橡木门在他身后紧闭，仿佛将外界所有的纷扰与压力都暂时锁在了外面。御前会议结束后的疲惫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，但一种更深的、寻求指引的渴望驱使他来到了这里。
叶梅利亚诺夫带来的莫斯科召唤，像一片浓重的、带电的积雨云，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，也压在整个王国的上空。谈判的策略虽已初步拟定，但那毕竟是基于现实力量的无奈推算，是冰冷的利益交换。他需要一些别的东西，一些能穿透眼前迷雾，赋予他更深远目光和内心定力的东西。他需要听到父亲的声音，不是朝堂上那个雷厉风行的国王，而是那个在无数个类似的黑夜里，独自面对过同样甚至更严峻危机的战略家。
他挥退了侍从，只留下一盏绿罩台灯在宽大的书桌上投下一圈温暖而孤立的光晕。空气中弥漫着旧皮革、纸张和淡淡雪松木的气息，这是埃德尔一世常年在此伏案留下的印记，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固。米哈伊走到墙边那个不起眼的、与护墙板融为一体的保险柜前。密码是他的生日，结合一个只有他知道的、关于他第一次被父亲带去视察军队的日期。金属门栓发出轻微滑动的声响，柜门应声而开。
里面没有金银珠宝，只有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文件夹和笔记本，有些皮质封面已经磨损，露出了下面的纸板。这是埃德尔一世的私人档案，他称之为“思维的兵工厂”。米哈伊的手指划过那些标签——“东线危机，1916”、“巴黎和会博弈”、“石油国有化始末”、“与希特勒周旋记录”……最终，停留在一个标注为“对俄（苏）策略思考（未定稿）”的厚实文件夹上。
他小心翼翼地将其取出，感觉分量沉重。回到书桌前，台灯的光线照亮了封面上父亲那熟悉而刚劲的字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翻开了第一页。
里面并非系统性的论述，更多的是随笔、日记摘录、会议纪要旁批，甚至是一些只有寥寥数语的战略推演片段。字里行间，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紧张感，以及埃德尔一世在面对北方那个庞大、多变且日益强势的邻居时，永不松懈的警惕。
“……1918年初，布列斯特和谈期间，托洛茨基之流，其意识形态输出之野心，较沙皇之领土贪婪，更具侵蚀性。然其内部混乱，国力未稳，此为我喘息之机。切记，与意识形态狂热者打交道，不可寄望于其善意，唯有依托其实力与困境进行计算。”
米哈伊默读着，仿佛看到父亲在摇曳的烛光下，于雅西的临时行宫里写下这些文字。那时的罗马尼亚，刚刚经历了国土沦丧的巨大创伤，父亲面对的是一片废墟和虎视眈眈的强邻。他继续往下翻。
“……斯大林，格鲁吉亚人，其性格多疑、记仇，权力欲极强，手段酷烈。与之交往，示弱不可过甚，徒增其轻视；强硬不可过度，易招致雷霆打击。关键在于‘度’的把握，在于让其意识到，压迫过甚，成本将高于收益。”
这一段旁批写在一份关于三十年代苏罗关系正常化的报告边缘。米哈伊心中一动，这正是他眼下困境的核心。如何让斯大林觉得，强行在罗设立军事基地的“成本”会很高？
他翻过几页，目光被一段用红笔着重圈出的段落吸引，那笔迹比旁边的更加用力，仿佛要透纸背：
“核心底线，绝不可动摇，亦不可作为谈判筹码：国家主权之独立与完整，军队之绝对掌控权。任何形式之外国驻军，无论其名目为何（‘联合防御’、‘临时基地’、‘后勤中转’），皆为丧权之始，一旦应允，如堤坝蚁穴，终将导致全面溃决。红线即在此：罗马尼亚之领土，不容外国一兵一卒常驻！此条，无妥协之余地！”
米哈伊感到心脏猛地一缩。父亲的论断如此斩钉截铁，与他和他幕僚们商讨的“限制性接受”方案，形成了尖锐的对比。父亲认为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，而他们，已经在考虑如何在这底线上开一个“可控”的口子。一股混杂着羞愧和无力的热流涌上他的脸颊。难道自己真的如此怯懦，尚未交锋，就已准备退让？
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继续阅读，寻找父亲在这种绝境下的应对之道。
“……然力量悬殊时，正面抗衡无异以卵击石。策略需灵活。其一，曰‘拖’。以国内程序、民意、议会辩论为由，拖延其决议。时间，是弱者最重要的武器，局势会变，强者会有新的麻烦，会出现新的变数。当年面对希特勒之最后通牒，若非巧妙运用‘拖’字诀，争取到宝贵数月，何来后来加入盟军、光复国土之机？”
“以拖待变……”米哈伊轻声重复着这四个字。他们之前采取的拖延战术，原来早在父亲的战略工具箱里。这让他感到一丝安慰，至少方向没有错。但光是拖延还不够，必须有积极的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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