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3年的冬天，比往年冷得早。
刚进腊月，北风就跟刀子似的刮，可比天气更让人心里发寒的，是村里最近传的闲话。
有人说，公社里的保守派看陈家沟不顺眼，偷偷给县里写了举报信，说他们“不务正业，放着好好的地不种，大搞工厂、作坊，是走资本主义歪路”。
这话一传开，村民们心里都慌了。
王婶早上给食品厂打包松花蛋，手都在抖，跟旁边的老陈说：“老陈，你说县里会不会来人查啊？咱这厂要是被封了，以后咋赚钱啊？”
老陈也皱着眉，手里的打包绳缠错了好几回：“谁说不是呢！前几天去公社拉货，听刘书记的秘书说，举报信都递到县委去了，怕是真要来人。”
消息传到陈国栋耳朵里时，他正在养殖场跟李刚、张燕检查鸡舍的保温情况。
几人一听心里一慌，陈国栋却很快稳住了神：“别慌，咱没搞歪门邪道，厂子里的利润都是集体的，没揣进个人腰包，就算来人查，咱也不怕。”
可话虽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没底，这年代想做点事情怎么这么难啊，好不容易平静了一段时间又来麻烦。
这光景，“资本”是顶大的帽子，真要是被扣上，别说厂子保不住，他都得受牵连。
当天晚上，陈国栋请了李政，还叫了还有村里的骨干、知青们到村部。
“现在情况紧急，县里说不定明天就来人。”李政敲了敲桌子，声音有点哑，“咱得提前准备，统一口径，不能到时候说漏嘴。国栋，你脑子活，你说说，咱该咋整？”
李政知道，这事情要是真被按上了资本的帽子，自己也脱不了干系，自己给了陈国栋太多的方便。
陈国栋看着满屋子人，深吸一口气：“第一，咱得把账目理清楚。
所有厂子的收入、支出，一笔一笔都要明明白白，利润用在哪了。
建小学、修水利、买农机、给社员分红，都要列出来，让调查组一看就知道，咱是为集体办事，不是为个人。”
“第二，咱得跟村民们说清楚，不管调查组问啥，都照实说厂子是集体的，赚的钱都用在村里，谁也没多拿一分。
特别是分红的事，每家每户都拿到了钱，让他们说心里话，比咱说一百句都管用。”
“第三，咱得让调查组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他们不是说咱‘不务正业’吗？咱就带他们去看新盖的小学、修好的水渠、社员家里的新被子、新衣服，让他们知道，搞厂子没耽误种地，还让大家日子过好了。”
赵建国立马点头：“账目我来理！这些日子我管销售，每笔钱都记着呢，晚上我就跟王磊一起，把账本重新核对一遍，保证没错。”
林晓梅也说：“我去写材料，把咱建小学、修水利的事写清楚，还能画几张图，比如以前的土坯房小学和现在的砖瓦房对比，让调查组一看就明白。”
“我去跟村民们说！”陈建福站起身，“咱村老少爷们都知道，厂子是咋建起来的，钱是咋花的，我挨家挨户说，保证大家都统一口径。”
“行，回头我去把你们村和公社的账也对一下，以免出错。”李政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
接下来的两天，陈家沟跟打仗似的。
赵建国和王磊抱着厚厚的账本，在村支书家对账，算盘珠子“噼里啪啦”响到后半夜，每一笔收入、支出都用红笔标出来，旁边还附上凭证。
买建材的收据、给社员分红的签字单，厚厚一摞，堆在桌上像座小山。
林晓梅趴在桌上写材料，笔杆子都快握断了，写了满满十页纸，还画了好几张画：
第一张是以前的小学，土坯墙、破窗户，孩子们坐在石头上读书；
第二张是现在的小学，砖瓦房、新桌椅，孩子们在教室里唱歌；
第三张是修好的水渠，清水顺着渠流进地里，社员们笑着浇水。
陈建福则挨家挨户串门，跟村民们说：“要是调查组问咱，咱就说心里话。
以前咱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现在每个月能分红，娃能在亮堂堂的教室里读书，这都是厂子带来的好处，咱没搞资本主义，咱是为集体好！”
村民们都记在心里，有的还说：“要是调查组不信，让他们来俺家看，俺家新做的被子，还是用分红的钱买的呢！”
怕啥来啥。
第三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三辆吉普车就停在了陈家沟村口，车身上印着“县委调查组”的字样。
下来五个穿中山装的人，表情严肃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一看就不好打交道。
陈建福和陈国栋赶紧迎上去，陈建福笑着递烟：“各位同志，一路辛苦，快到村部歇会儿，喝杯热茶。”
带头的组长姓周，摆了摆手，语气冷淡：“不用歇了，直接去厂子看看，再把账目拿来，我们要查。”
一行人先去了食品厂。
车间里的工人们正在打包松花蛋，看到调查组来，手里的活都停了，紧张地看着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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