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在第三天清晨抵达上海。
走出车站，一股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混杂着黄浦江的水汽和城市特有的味道。街上行人脚步匆匆，穿着比北京时髦不少，偶尔还能看见穿布拉吉的姑娘。
“林同志！贾同志！”
一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年轻人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北京林飞”。
“我是市蔬菜公司的，姓周。郑主任让我来接你们。”年轻人很热情，“车在那边。”
车是一辆旧吉普，开起来哐当响。穿过外滩时，棒梗趴在车窗上，眼睛都不够用了——那么多高楼，那么宽的江面，江上还有大轮船！
“那就是外滩。”周同志介绍，“这边是万国建筑群，对面是浦东，主要是农田和工厂。”
吉普车拐进小马路，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石库门房子。晾衣竿从窗户伸出来，挂满了“万国旗”。窄窄的弄堂里，人们在生煤球炉，烟雾缭绕。
“我们就住这儿？”棒梗问。
“不，这是去公司的路。你们的住处安排在徐汇，条件好一些。”
蔬菜公司在一条弄堂深处，是一栋三层的老洋房。郑同志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。
“一路辛苦！”郑同志起身握手，“住处安排好了，先休息半天。下午带你们去看试点。”
住处是公司宿舍，两人一间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，这条件在北京算很不错了。
简单洗漱后，林飞说：“棒梗，咱们出去转转。”
“不休息？”
“看看上海老百姓真实的生活，比休息重要。”
两人没走远，就在附近的弄堂里转。
早晨的弄堂很热闹。主妇们在公共水龙头前排队接水，男人们拎着马桶去倒粪站，孩子们在狭窄的空间里追逐嬉戏。
棒梗注意到，几乎每个窗台、每个墙角，都摆着盆盆罐罐，种着小葱、大蒜、薄荷。
“看，上海人也在想办法。”林飞低声说。
转到菜市场，两人更是吃惊。摊位不多，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长队。供应牌上写着：青菜每人限购半斤，豆腐凭票，鸡蛋每月一斤……
“比北京紧张。”林飞皱眉。
“同志，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”旁边一个排队的大妈搭话。
“北京的，来出差。”
“北京的供应怎么样？”
“比这儿……稍微好点。”
大妈叹气：“我们这儿，买棵白菜都要半夜来排队。家里五口人，半斤青菜炒一炒，一人夹几筷子就没了。”
棒梗心里沉甸甸的。
回到宿舍，两人都沉默了。
下午，郑同志带他们去看试点——三个地方。
第一个是工人新村。一排排整齐的三层楼房，楼间距很窄。
“这里是1958年建的工人新村，住了八百多户。”郑同志介绍，“楼顶是平的，但一直空着。我们想在楼顶搞种植试点。”
棒梗爬上楼顶。面积不小，但防水层老化严重。
“承重测试过吗？”
“测过，每平米能承重一百五十公斤。”
“够了。”棒梗心里有数，“但防水得先修，不然种菜漏水，楼下要骂人的。”
第二个是旧式里弄。密密麻麻的石库门房子，只有中间一个小天井。
“这里空地更少，只能在窗台、墙头想办法。”郑同志说。
棒梗看了看：“可以做立体花架，向阳面种菜，背阴面种蘑菇。还有，这个天井可以搭个玻璃棚，搞无土栽培试验。”
“无土栽培？”郑同志眼睛一亮。
“农科院的新技术，用水和营养液，不用土。占地小，产量高，但成本也高。”
“先试试！成本问题慢慢解决。”
第三个地方让棒梗最感兴趣——是一所中学的操场边角地。
“这里想建个‘学农基地’，让学生参与劳动，也能补充学校食堂。”郑同志说。
“这个好！”棒梗很兴奋，“学生学农，既长知识，又改善伙食。北京有些学校也在搞。”
看完三个试点，回到公司开会。
参加会议的除了郑同志，还有蔬菜公司的技术员、街道干部、试点单位的代表，坐了满满一屋子。
“这两位就是从北京来的林飞同志和贾梗同志。”郑同志介绍，“他们在北京搞的屋顶种植和立体农业，很有成效。这次请他们来，就是指导我们的试点工作。”
众人目光聚焦过来。棒梗手心出汗，但脸上保持镇定。
“我先说说基本情况。”一个戴眼镜的技术员发言，“上海的困难主要是地少人多。市区人口六百万，人均绿地不到一平方米，能用来种菜的地更少。现有的几个农场都在郊区，运输成本高，损耗大。”
“居民自己种呢？”林飞问。
“零星种一点，不成规模。而且很多房子老旧，承重、防水都是问题。”
“还有，”一个街道干部补充，“居民积极性不高。觉得种那一点，不够吃，还麻烦。”
棒梗仔细听着。情况比北京复杂，但核心问题一样——如何在有限空间里，尽可能多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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