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世的阴影,不止于思想的异见与政治的暗流。
随着赵峥对这个时代了解日深,尤其是通过赵明轩接触一些内部研究报告和参加非公开的学术沙龙,他看到了这个庞大帝国所面临的、更为深刻和棘手的结构性困境。
首先便是人口结构的隐忧。
在帝国核心的本土行省,尤其是像汴京、江宁、临安这样的一线大都会,尽管物质极度丰富,社会保障完善,但生育率却已连续数代人低于自然更替水平。
“优裕的生活,漫长的教育年限(普遍到二十五岁甚至更高),个人主义的盛行,以及对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,使得许多年轻人视生育为沉重的负担而非必然的选择。”
一位来自“户部统计司”的学者在沙龙上忧心忡忡地展示数据图表。
与之相对,是大量来自海外行省、藩属国乃至保护国的“归化民”不断涌入本土,填补劳动力缺口,从事着从基础服务业到部分中低端技术岗位的工作。
他们渴望获得宋籍,享受完整的公民福利,但文化适应、社会融入、乃至潜在的族群摩擦,也成为新的社会问题。
“长此以往,本土核心族群的相对比例将持续下降,‘归化民’及其后代的政治诉求将不断增强,如何维持文化主体性与社会凝聚力,是巨大挑战。”学者总结道。
其次,是AI与自动化引发的社会经济伦理地震。
被称为“天工”的高级人工智能及其掌控的自动化系统,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。从无人工厂、自动驾驶网络、智能服务机器人,到辅助决策的“器灵”,生产效率极大提高,物质财富空前丰裕。
但一个直接的后果是,传统意义上的“劳动”岗位急剧减少。
虽然帝国推行基于“周礼理想”设计的、堪称全球最慷慨的“社稷民生”福利保障体系(包括无条件基本收入、终身教育券、全民医疗与养老),确保无人因失业而陷入生存危机,但由此产生的“无用阶级”或“闲暇阶级”正在扩大。
这些人衣食无忧,却感到意义缺失,精神空虚,容易沉溺于虚拟现实“太虚幻境”或各种感官刺激,社会纽带松弛,抑郁症等心理问题高发。
“我们消灭了物质的贫困,却可能创造了精神的荒漠。”
一位社会伦理学家叹息道,“如何为大量‘无用之人’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,是比创造就业更难的问题。‘天工’再智能,也无法赋予人生活的目的。”
再次,是太空开发带来的新矛盾。
以月球基地“广寒宫”为起点,火星殖民计划“荧惑耕耘”已进入实施阶段。
然而,巨大的投入、潜在的资源(月球氦-3,火星稀有矿物)以及可能的“新边疆”红利,引发了激烈的争论:资源如何分配?
是优先用于改善地球民生、修复地球环境,还是倾力投向星辰大海?哪些国家、哪些公司、哪些人有权开发和获益?
现有的基于领土的“天合”法律框架,能否适用于外太空?更棘手的是,在火星或其他星球上建立永久定居点后,这些“太空新宋人”的后代,他们的身份认同、法律地位、与地球母国的关系将如何界定?
会形成新的、难以控制的“太空分离主义”吗?一场关于“宇宙公地”与“新边疆伦理”的大辩论正在学界和议会展开,各方利益纠缠,远未达成共识。
最后,是最为根本的文明边界问题。尽管推行“天下一家”,强调“和而不同”,但“儒家文明圈”(以接受宋式新儒学价值观和政治模式为标志)与非儒家文明圈之间,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与隔阂。
帝国对待圈内成员(高度汉化的朝鲜、日本部分地区、部分东南亚国家)与圈外成员(基督教文化根深蒂固的欧罗巴部分地区、伊斯兰世界、非洲传统信仰地区),在政治信任、技术转让、移民政策上有着显着差异。虽
然不进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,但一种基于“文明开化程度”的隐性壁垒依然存在。
是否应该,以及如何能够,真正接纳“非儒家文明”作为完全平等的伙伴,而不是“有待教化的对象”或“利用与防范的棋子”?
这涉及到帝国意识形态的根基,是坚持“华夏中心主义”的文明优越感,还是真正走向某种“后文明”的平等共生?这在帝国精英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。
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帝国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,赵明轩带赵峥参观了位于汴京西郊的“社稷民生院”总部。
这不是传统衙门,而是一座充满未来感的智能建筑,其核心理念却源自《周礼》中的“保息万民”思想。
大厅中央,是一个巨大的、实时变化的立体数据图谱,显示着帝国各地的民生指标:就业率、基本收入发放情况、医疗保障覆盖率、教育参与度、社区活动指数、甚至民众“幸福感”抽样调查趋势。所有数据都由“河图洛书”系统实时汇总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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