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夏，把儒家思想带出了齐鲁大地，让这一思想在三晋腹地扎根生长，更深度影响了战国早期的诸侯霸业。
子夏（卜商，公元前507年—公元前420年），作为孔子晚年核心弟子，以精深的典籍造诣、务实的讲学风格，成为这一跨地域传播使命的关键践行者。
作为连接春秋与战国的儒家传播者，他不仅推动儒家思想在三晋大地扎根，更以教育助力魏国崛起，被后世铭记为“西河学派创始人”与“儒家典籍整理先驱”。
子夏出身卫国温地，自幼聪慧好学，尤其擅长对典籍文献的解读与阐释。
他拜师孔子后，专攻“文学”一科，孔子曾评价弟子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；言语：宰我、子贡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学：子游、子夏”，将其与子游并列为儒家“文学”领域的佼佼者。
跟随孔子治学期间，子夏不满足于对教义的浅层理解，常就典籍义理向孔子追问深究，比如曾向孔子请教《诗经》中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的深层含义，得到孔子“绘事后素”的点拨后，即刻领悟“礼后乎”的道理，其敏锐的思辨能力深得孔子认可。
孔子生前，曾告诫子夏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”，叮嘱他要坚守儒家初心，专注于大道传承而非功利追求。
早年莒国国君曾恳请孔子推荐弟子辅政，孔子推荐了子夏，他虽遵师命短暂为官，却始终厌倦官场勾心斗角，无法践行儒家“仁政”理想。
孔子去世后，子夏便坚决辞职，为传承师道离开鲁国，辗转至魏国西河地区（今山西、陕西交界一带）。
当时的西河地处三晋腹地，是诸侯争霸的战略要地，却也是儒家思想尚未深入传播的区域，子夏在此开设学馆、广收门徒，正式创建西河学派。
他的讲学风格务实鲜明，摒弃空谈义理的陋习，注重将儒家“礼”“义”思想与诸侯治国实践相结合，既讲解典籍要义，也探讨军政要务。
他提出的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更是流传千古的治学与入世准则，出自《论语·子张》，意为做官有余力便要精进学习，学习有余力便可行使官职推行仁道，清晰阐释了学习与实践的辩证关系，成为后世儒家“学用结合”教育理念的重要源头。
这种务实的治学态度，吸引了周边各国学子慕名而来。
在众多弟子中，最知名的便是后来的魏文侯——子夏以儒家思想悉心教导魏文侯，传授其“仁政”“礼治”的治国理念，为魏文侯日后变法图强、开创魏国霸业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除魏文侯外，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等战国早期名士也均出自西河学派，这些弟子后来或跻身魏国朝堂辅政，或活跃于各国军政领域，成为儒家思想影响诸侯治理的重要载体。
西河学派的兴盛，让儒家思想在三晋大地广泛传播，打破了儒家思想此前主要集中于齐鲁地区的局限，更让西河成为战国早期儒家学术的重要阵地，时人甚至将西河学派的讲学盛况比作“孔子之教在洙泗”。
除了讲学育人，子夏对儒家的另一重大贡献，是系统整理传承儒家典籍。
孔子去世后，诸多儒家典籍面临散佚风险，子夏凭借深厚的“文学”造诣，牵头整理《诗经》《春秋》等核心典籍。
在整理《诗经》时，他不仅对零散诗篇进行搜集、校勘、编订，还为诗篇作序阐释，梳理诗篇的创作背景与主旨要义，让《诗经》的传承更具系统性；整理《春秋》时，他严格遵循孔子“笔则笔，削则削”的编撰原则，精准传递《春秋》的褒贬义例与王道思想，为后世解读《春秋》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此外，相传《礼记》《周易》等典籍的整理与传承，也离不开子夏的参与，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为儒家经典体系的构建筑牢了根基。
子夏的思想与实践，对当世与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对当世而言，他的西河讲学推动儒家思想成功扎根三晋，为魏国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——魏文侯执政后，践行子夏传授的儒家理念，重用贤才、推行仁政，使魏国成为战国早期的强国，实现了儒家思想与诸侯霸业的深度结合。
同时，西河学派的传播也带动了儒家在周边诸侯的扩散，让儒家从区域性学派逐渐走向全国性思想体系。
对后世而言，他整理的儒家典籍得以完整传承，成为儒家思想薪火相传的核心载体，其整理典籍的严谨方法也为后世文献传承提供了范式；而他开创的“典籍解读+治国实践”的讲学模式，更影响了后世儒家教育的发展方向。
子夏的讲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晚年更遭遇痛失爱子的重创。
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传》记载，他因过度悲痛哭瞎双眼，这便是“痛抱西河”典故的由来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未放弃讲学，在弟子的搀扶下继续传道授业，坚守传承师道的初心。
公元前420年，子夏寿终正寝于西河讲学之地，享年八十七岁。
他一生以传承师道为己任，既无显赫的官爵，也无惊天的功业，却以西河讲学开启了儒家跨地域传播的先河，以典籍整理守护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脉络。
作为“儒家学者”“西河学派创始人”“典籍整理者”，子夏用一生的践行，成为连接春秋儒家与战国儒家的重要桥梁，更以思想传播助力诸侯霸业，在儒家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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