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三家分晋”的大戏落幕，尘埃落定之后，赵烈侯赵籍总算正式坐上了赵国开国君主的宝座。不过和邻居魏国一样，刚“开张”的赵国日子过得可不轻松：内部民生凋敝、吏治一团乱麻等着收拾，外部还有魏、韩这些邻居虎视眈眈，动不动就想瞅着机会占点便宜。要守住分来的家业、把根基扎稳，改革图强那是必须走的路，没得选。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邻国魏国的李悝忙着搞轰轰烈烈的变法、争当“改革卷王”的时候，公仲连也在赵国悄悄开启了自己的改革副本。赵国刚开国急需稳住局面的节骨眼上，他顺势站上了政治舞台。公仲连生活在战国初期（约公元前440年—公元前370年），不只是赵国的核心重臣，更是赵国早期“定海神针”级别的改革家，凭着沉稳又务实的治国思路、挑人才一挑一个准的眼光，成了赵烈侯推行改革的“最强辅助”。
不过在正经请教改革之前，赵烈侯先闹了个特别逗的小插曲——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位赵国开国君主，妥妥的有史记载的第一代“追星天花板”，对当时的“乐坛明星”那股子“砸钱追星”的劲头，简直是后世狂热粉丝的远古模板。也正是这事儿，把公仲连的沉稳和智慧衬得明明白白。当时赵烈侯迷音乐迷得不行，尤其追捧两位来自郑国的歌手，一个叫枪，一个叫石，追星追得上头，大方地想赏赐给这俩歌手每人一万亩田地，堪称“古代追星第一大手笔”。
公仲连一听，心里立马咯噔一下——这哪儿行啊！国家刚起步，老百姓还没吃饱饭，把这么宝贵的田地赏给唱歌的，民生和吏治都得受影响。但他又不敢直接硬顶，怕惹毛了年轻气盛的君主，只能表面上点头答应“好嘞，君主您放心”，转头就把这事儿压在那儿不执行。赵烈侯催了好几次，公仲连干脆装病不上朝，用这招“拖延战术”，委婉地给这事儿踩了刹车。
没过多久，赵国的番吾君从代地过来，一眼就看穿了公仲连的小纠结，主动过来点拨他：“其实君主心里是想把国家治理好的，就是暂时没找对门路，你不如主动给他举荐几个贤才，用正经的好政策引导他走正道。”公仲连一听，茅塞顿开，立马采纳建议，第二天“病”就好了。这时候赵烈侯又来追问赏田的事儿，公仲连趁机抛了个关键问题：“君主，您是想让赵国变强，还是就想图个自己开心？”赵烈侯连忙摆手：“那肯定是想让国家强盛啊！”公仲连这才顺理成章地接话：“要让国家安定、国力提上去，关键就在用人，先把有本事的人选对用对，后面的改革才能少走弯路、事半功倍。”
作为公认的“任贤小能手”，公仲连早有准备，直接掏出了自己压箱底的“贤才天团”名单——牛畜、荀欣、徐越三人组，这事儿在《史记·赵世家》里有明确记载，妥妥的史实。举荐的时候，他还特意给赵烈侯掰开揉碎了讲，把三个人的优势和分工说得明明白白，赵烈侯听得清清楚楚，一点不迷糊。
他推荐牛畜管国家教化，因为牛畜懂儒家那套“以德服人”的道理，擅长用仁义道德引导老百姓，能帮赵国理顺社会秩序、把民心聚起来；推荐荀欣管官吏选拔，这荀欣眼光贼毒，能精准分辨谁是真人才、谁是混子，能让“有能耐的人坐对位置”，避免庸官耽误事儿；还推荐徐越管国家财政，让他推行“省钱过日子、考核官员真本事”的政策，一边把国家的钱袋子理清楚、杜绝浪费，一边盯着官员的业绩打分，给“节用爱民”的改革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。
赵烈侯听完当场拍板，全听公仲连的，立马给三人安排了正式官职：牛畜当太师，荀欣当中尉，徐越当内史。之后，在公仲连的统筹指挥下，一场“精准补短板”的改革就在赵国稳稳铺开了。和李悝那种“大动干戈”的变法风格完全不一样，公仲连走的是“稳健养生流”改革路线，核心就是“稳内部、立规矩”：靠牛畜的教化稳住社会风气，靠荀欣的选官制度理清吏治，靠徐越的财政管理省着花钱，三管齐下把“节用爱民”落到实处，慢慢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让民生一点点恢复过来。改革刚见点成效，赵烈侯就特意赏赐给公仲连两套礼服，这可不是随便给的小恩小惠，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，更是给这套改革方案点了“官方赞”。
公仲连能成为赵国早期的核心改革家，说到底，是因为他精准拿捏住了赵国的“命门”。刚开国的赵国，最缺的不是出去打架扩张的锐气，而是内部的稳固根基。他的改革不追求“一炮而红”的轰动效应，而是踏踏实实给赵国“打地基”，这也是他被后世夸的核心原因。
这场改革的效果，对当时的赵国来说，简直立竿见影。经过公仲连的悉心打理，赵国的社会秩序慢慢变稳了，吏治也清明了不少，老百姓终于能安心种地过日子、休养生息，原本薄弱的国力也一点点往上提，成功稳住了“三家分晋”后的动荡局面，让赵国在诸侯们的“大乱斗”中稳稳站住了脚。
更妙的是它的长远影响——公仲连的改革，给后来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埋下了关键的伏笔。他定下的“任贤使能”的规矩，慢慢变成了赵国的治国传统；他给赵国打下的稳固根基，更让赵国后来有底气搞大规模改革，为赵国日后跻身“战国七雄”的行列铺好了路。
赵国大臣、赵国改革家、任贤典范——这三个标签往公仲连身上一贴，简直精准到不能再精准。他没有像李悝那样搞出轰轰烈烈的变法大动静，却凭着沉稳务实的风格，给刚“开张”的赵国“定了调子、稳了根基”。他既是赵国早期发展的“关键操盘手”，也用“精准举荐贤才”的操作，给后世治国理政留下了宝贵的经验，在赵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无可替代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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