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伏天的日头毒得像下了火，县国土局办公楼前的花岗岩台阶被晒得能煎鸡蛋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沥青融化的呛人味道。
孙秀莲穿着一双快磨透底的塑料凉鞋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
凉鞋带子断了又拿火烫接上，此刻烫接的地方硌着脚趾缝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
汗水顺着她散乱的发髻往下淌，流进眼睛里，刺得她直流泪。
她也顾不上擦，心里就揣着个破风箱似的念头，呼啦呼啦地响：必须找到余文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
这都多少天了？电话打不通，人不见影儿，儿子小辉天天夜里哭醒要找爸爸，幼儿园催缴学费的通知单在她那洗得发白的布口袋里揣着，像块烙铁烫着她的心。
她一个没工作的家庭妇女，天塌下来也只能自己顶着。
走到第七级台阶，孙秀莲停了一下，喘着粗气。
这级台阶边角有道不显眼的裂缝，去年余文国晚上加班回来，在这儿结结实实摔了一跤，膝盖肿得老高，在家歇了三天。
当时他只说天黑没看清，孙秀莲还怪他毛手毛脚。
现在想来，那晚他回来时就魂不守舍，对着那碗她热了三遍的西红柿鸡蛋面，半天没动筷子，眼神躲躲闪闪，问啥都支吾过去。
会不会那时候，他心里就揣上事了？
她盯着那裂缝，心里发寒，咬咬牙，抬脚跨了过去。
办公楼门口的伸缩门关着，旁边门卫室里，老聂正翘着二郎腿，嘴里叼着根烟，眯着眼听收音机里的地方戏，手指在膝盖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。
“哎，哎，找谁啊？”
老聂瞥见孙秀莲要往里闯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哑着嗓子喊，烟灰簌簌地掉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保安制服上。
“我找余文国！他是你们这儿的，我是他老婆！”
孙秀莲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又急又慌，心脏在瘦弱的胸腔里“咚咚”狂跳，震得她耳膜发鸣。
“余文国？”老聂把烟从嘴角拿下来，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混合了同情和避之不及的复杂情绪，“他……他好几天没来了，听说……”
老聂的话说了一半，像被鱼刺卡住，眼神飘忽着不敢与她对视。
这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像根火柴，“嗤”一下点着了孙秀莲心里积压已久的恐慌和委屈。
她不等老聂说完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猛地推开那扇小门，埋头就往里冲！
“诶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！站住！没登记不能进！”
老聂在后面急得跺脚，抓起橡胶棍追出来，可他一个老头子，哪里追得上心急如焚的孙秀莲？
孙秀莲顺着记忆里余文国带她来过的方向，沿着水磨石地面的走廊拼命往前跑。
走廊墙壁下半截刷着绿色的油漆，上半截是惨白的墙灰，许多地方已经斑驳脱落。
她的脚步在空旷的走廊里激起回响，旁边办公室的门有的开着条缝，探出几张或好奇或惊愕的脸，又很快缩了回去。
此刻，二楼的会议室里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。
老旧空调外机“哐当哐当”嘶吼着，吹出的风带着一股铁锈和灰尘的混合味儿，非但没带来凉爽，反而更添烦躁。
长条会议桌的红漆掉得七七八八，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。
投影仪像个垂死的病人，“嗡嗡”作响，将黑川项目的规划图投射在幕布上，晃动的蓝光映在主持会议的吴良友脸上，把他眼角的皱纹和刻意维持的镇定都照得一清二楚。
吴良友手里捏着激光笔，红点在规划图上一块低洼地处画着圈，声音努力保持着洪亮：“这块地，填土工程必须在下个月十号之前完成！设计院那边已经催了三次了，再拖下去，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！”
他说话时，唾沫星子不经意溅到胸前的白衬衫上，留下几个不起眼的小点。
下面坐着的人，心思显然都不在会上。
副股长刘梅低着头，在本子上画着谁也看不懂的涂鸦；办公室林少虎眼神放空，盯着天花板角落里一块蛛网状的霉斑发呆。
只有余文国常坐的那个位置空着，桌上还放着他那个印着“劳动模范”字样的搪瓷杯，杯沿那圈深褐色的茶垢格外显眼，仿佛还在等着主人的归来。
突然，一阵凄厉的哭喊声由远及近，像一把冰冷的锥子，猛地扎破了会议室里虚伪的平静。
“余文国！你给我出来！你到底死哪儿去了！你不管我们娘俩死活了吗——！”
声音带着绝望的嘶哑，越来越近，最后伴随着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会议室那扇本就有些松动的木门被猛地撞开！
所有参会人员都吓了一跳，齐刷刷地望向门口。
只见孙秀莲头发散乱，眼眶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，脸上汗水泪水混在一起，冲开灰尘，留下道道污痕。
她瘦弱的身子依靠在门框上，仿佛随时会倒下。
“这……这是谁啊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”林少虎扶了扶眼镜，小声嘀咕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抹得油光锃亮的头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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