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遗产项目”的展厅预览,像一枚投入时间长河的、闪着微光的石子,涟漪扩散,然后慢慢平息,重归他们如今惯常的、平缓而深邃的日常。项目本身还在继续,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。访谈变得像老朋友间的下午茶,话题天马行空,从弦论的困境聊到后院新栽的鼠尾草长势,从全球风险模型的伦理边界聊到望舒最近在实验室遇到的棘手数据。记录本身,似乎比最终呈现更重要,成了他们梳理生命脉络、品味过往滋味的一种静观方式。
然而,生活的画布上,新的、更为幽微的笔触正悄然落下。瑞丞开始注意到自己身上一些细小但持续的变化,如同精密仪器内部最初出现的、难以归因的噪声。他会在熟悉的书房里,短暂地忘记某本常用参考书的确切位置;会在讲述一个复杂概念时,某个关键的术语在舌尖迟疑半秒才浮现;会偶尔在阅读中,需要将同一段落反复看两遍,才能抓住其逻辑链条。起初,他将其归咎于年龄增长的自然现象,或长期服用药物的副作用。他向神经科医生提及,得到的也是谨慎但并非危言耸听的回应:“认知老化的一部分,建议继续观察,保持认知活动。”
但苏诺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中细微的异常。那不是简单的“健忘”,而是一种思维流畅性上难以言喻的、间歇性的“凝滞”,如同一条奔流多年的溪水,在某些拐角处,出现了不易察觉的、短暂的淤塞感。她不动声色地调整着日常:将复杂的讨论拆解成更短的单元,在他可能卡住时,自然地递上关键的词句或转换话题;将需要集中精力的工作时段,安排在他精力最充沛的上午;更多地由她来主导与项目团队、社区伙伴的复杂沟通。
变化缓慢,却不容忽视。瑞丞自己也有所觉察,一种混杂着挫败感和冷静分析的情绪开始滋生。一次,在试图向那位历史学家解释他早年关于“宇宙学扰动理论中信息熵的角色”的一个想法时,那个曾无比清晰的数学图像,在脑海中变得模糊、断续。他停下来,沉默了片刻,然后自嘲地笑了笑,对访谈者说:“你看,概念还在,但通往它的路径……好像有些路段被薄雾遮住了。这本身或许也是个有趣的隐喻——关于知识、记忆与时间的关系。”
他开始用一种近乎研究的态度,观察和记录自己认知上的这些“扰动”。他在一个私密的数字笔记里,简短地记下: “今日读 Hick《宗教哲学》第三章,对‘恶的问题’之多元论述理解流畅,但试图概括其与‘物理宇宙之无目的性’的潜在对话时,联想速度减缓,需借助笔记梳理。” 或是:“与苏讨论社区韧性指标,对‘社会资本’量化方法提出异议,论点清晰,但举例时一时想不起 Putnam 那本经典着作的完整书名(后记起:《独自打保龄》)。” 他试图在这些“故障”中寻找模式,就像他曾经在复杂系统的数据中寻找异常信号。
苏诺没有点破,只是默契地配合着他这种静默的“自我观测”。她悄悄咨询了更多专家,调整了他的营养补充剂,并开始引入一些经过验证的认知训练小游戏,以轻松的方式进行。夜晚,当他因思考的凝滞而流露出不易察觉的烦躁时,她会握住他的手,不说话,只是陪他静静地坐着,或者提议去露台看看星星——哪怕城市的灯光早已让星空稀疏,但仰头的动作本身,似乎能带来一种超越言语的慰藉。
望舒在视频通话中,也渐渐察觉到父亲的变化。她不再像少年时那样尖锐地提问,而是学会了更迂回、更耐心的交流方式。她会分享自己实验室里遇到的趣事,询问父亲对某个生物学中复杂系统问题的“物理学家直觉”,有时甚至故意提出一些略显幼稚的逻辑难题,引他进入轻松的分析状态。父女间的对话,从知识的传授,更多地转向了情感的流动和默契的陪伴。
一天下午,阳光正好,瑞丞在书房午睡醒来,发现苏诺不在身边。他起身,慢慢走到连接书房和客厅的走廊。那里有一面墙,多年来一直是家庭照片和各类证书的混合陈列处。此刻,苏诺正站在墙前,手里拿着几枚新的无痕挂钩,仰头端详着。
墙上,高中天文社的泛黄照片旁,是他们戴着博士帽的毕业照;CERN的合影与“洞察”项目团队的集体照并列;社区工作坊的笑脸贴在G-Net国际会议讲台的侧影下方;望舒各个年龄段的照片像藤蔓般缠绕其间。证书和奖状大多收在抽屉里,墙上更多的是这些瞬间的定格。
“在想什么?”瑞丞走到她身边,轻声问。
苏诺没有回头,依旧看着墙:“在想……怎么把‘遗产项目’里那些新的东西,也放进来。那位艺术家做的一些概念图小样,还有作曲家录的几段音乐主题的频谱图,很抽象,但也很有意思。还有……我们最近的一些谈话摘录。”她顿了顿,“这面墙,好像越来越像我们那本还没写完的、三维的‘生命之书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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