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7月7日，星期二，晴，蝉鸣从早到晚未停。
上午的复习计划是解析几何第二轮：圆锥曲线综合题。
昨天画完四张框架纸之后本该趁热打铁，但我坐在书桌前翻了两页课本，目光落在“双曲线”三个字上，看了三遍也没读进去。
窗外的蝉鸣像一把锯子，来来回回地拉着一根看不见的弦。空气又闷又厚，像有人往整个房间里灌了一层被晒过的棉被，连呼吸都带着滞涩的重量。
我盯着那道双曲线的标准方程看了一会儿，x2/a2 - y2/b2 = 1，分母不同，符号相反，两条渐近线向外张开，永远不闭合。我记得这个公式，也知道它怎么用，但今天就是落不了笔。
我把笔搁下来，起身走到窗边。操场方向很安静，但围墙外面那条通往一中的路上有声音传过来——断续的人声、自行车的铃铛声、远处汽车引擎的低沉嗡鸣。
今天高考。
我站在窗前又听了一会儿。那些声音穿过梧桐树叶的间隙落进来，被蝉鸣压下去又浮上来。我转身走回书桌前，把课本合上，拉上了笔袋的拉链。
“妈，我出去一趟。”我朝厨房方向说了一声，已经走到门口换鞋了。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，手里还攥着一把洗好的青菜，水珠顺着她的手腕往下淌，她侧过头来看我：“去哪儿？”
“今天高考了，我想去校门口看看。”我弯腰系鞋带，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。
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，像在确认什么：“早点回来，中午得吃饭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我应了一声，伸手推开门，热浪迎面扑来。
从家到四中门口大约骑车十二分钟。今天骑得慢一些，车轮碾过柏油路面，细碎的沙砾在轮胎下发出均匀的窸窣声。路两边的法桐树冠在头顶连成一片，把阳光切割成碎片洒在人行道上。
快到校门口的时候，路上的行人明显多了起来。有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捏着一把折扇边走边扇。有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妇女在树荫下来回踱步，手里攥着一条叠成四方形的毛巾。有人在树根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，面前摊着一份卷了边的报纸，但没有在看，目光一直落在校门口那个方向。
我在离校门大约五十米的地方停下来，支好车。铁栅栏门关着，旁边的小门开着。门卫李大爷今天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，面前摆了一张小桌，桌上放着一壶凉茶和一摞一次性纸杯。他看见我，点了一下头，没有说话。
我站在一棵法桐树底下，树荫正好罩住我的肩膀。
警戒线从校门两侧拉出去，在路面上划出一道明黄色的折线。线外站着很多家长，三三两两的，有人靠着围墙蹲着，有人把手里的保温杯拧开又拧上。空气里弥漫着风油精的气味——从某个人身上飘过来的，混合着花露水和柏油路面被晒热的味道。
一个穿深蓝色短袖的中年男人靠着电线杆站着，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，来来回回地转着那支烟的过滤嘴。他转得很慢，拇指和食指捻着烟嘴的软木部分，一圈一圈地捻，像一个在数时间的人。
然后铃声响了。
不是闹钟那种急促的响，是从教学楼深处传出来的、低沉而悠长的电铃，“嗡——”地一声从远处荡过来，穿过围墙、穿过法桐树叶、穿过警戒线。线外的人群忽然安静了半拍。几秒钟后，小门里有人走出来——穿着校服的、戴着眼镜的、手里捏着透明笔袋的，一个接一个从门里出来。
第一个出来的是一个扎马尾辫的女生。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笔袋贴在胸口的位置上，像抱着一件易碎的东西。走出小门之后她的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，沿着人行道往右边走了。
第二个是个男生，出来之后在门口停了一下，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太阳，眯着眼睛愣了两秒，然后低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耳机戴上。塞进耳朵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在耳机线上反复捋了两遍，像在确认那根线没有被什么东西缠住。
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——小门里像一条被松开的管子，一个接一个地把人吐出来，不挤，不慢，但一直有人在往外走。
那些走出来的人，有的停下来和等在门外的家人说话。有的什么也没说直接走了。有的低着头翻手里的准考证。风油精的气味在空气里浮着，有人的手腕上贴着创可贴，有人的校服领子翻折了一角没有拉平。
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女人朝门口快走了两步，等在门外的女生看见她，步子忽然加快了一些，但走到面前时又慢下来，伸手捏了一下那女人递过来的毛巾。那动作很短，像一只手伸出去碰了一下另一只手就收了回来。
我站在法桐树底下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地从门里出来，每一个都像是从某个被绷紧的空间里被放出来的。
他们是高三。今天是他们的最后一天。
明年今天——1999年7月7日——我从那扇门里走出来。我的名字贴在考场的座位表上，笔袋里装着削好的铅笔和橡皮，校服后背被汗浸湿了一小块。这件事正在往我这边走，每一天都在靠近。像一根绷直的线，一端在我手里，另一端在1999年7月7日。握紧也没有用，线不会断，它只会一天一天地朝这边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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