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雨像老天爷扯断的棉线，砸在滨海市的柏油路上，溅起半尺高的水花。
晚上十点十七分，林墨的法医车刚拐进城西废弃纺织厂的小巷，就看见巷口拉着的黄色警戒线，被雨水泡得发沉，在风里晃悠。
“墨哥，你可来了！”苏语举着伞跑过来，白色的法医服袖口沾了泥点，“李队在里面等着呢，这案子……”
林墨点点头，接过苏语递来的鞋套，目光扫过巷子里的积水——水面倒映着警灯的红蓝光影，像被打碎的血色玻璃。他今年三十五岁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眼底的红血丝藏着常年熬夜尸检的疲惫。没人知道，每次靠近尸体，他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“东西”。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林墨一边穿防护服，一边问。
“死者男性，大概四十岁，俯卧在纺织厂后门的台阶上，致命伤在颈部。”苏语翻着手里的记录本，声音压低了些，“最奇怪的是，他穿了件红色的衬衫，还有……伤口和前七起一样，是锯齿状的。”
林墨的脚步顿了一下。
前七个星期，每周三的雨夜，滨海市都会死一个穿红裙的女人。死者颈部的伤口边缘参差不齐，像被某种特制的锯齿刀切割，法医科反复比对过，凶器应该是自制的，刃口有三个明显的缺口。心理专家张教授上周还在案情分析会上拍了板：“凶手有严重的红裙恋物癖，目标明确，女性，二十五到三十五岁，穿红裙，雨夜独行——典型的仪式性犯罪。”
可现在，第八个受害者，是个男人。
巷深处，李建国正蹲在尸体旁抽烟，烟蒂扔在积水里，冒了个泡就灭了。他看见林墨，站起身，脸上的胡茬泛着青黑：“林法医，你看看吧，这案子跟前面七起，像又不像。”
林墨走到台阶前，死者脸朝下趴着，红色衬衫被血浸透，贴在背上，雨水顺着布料的纹路往下淌，在台阶上积成一小滩暗红。他戴上手套，轻轻把死者翻过来——男人的眼睛睁着，瞳孔散得很大，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惊愕。
就在这时，林墨的视线晃了一下。
台阶旁边的阴影里，站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脸色苍白得像纸。她盯着死者的脸，嘴唇哆嗦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林墨认得她——是第一个死者，周玲，一个在百货公司卖女装的销售员，死在七个星期前的雨夜，穿一条酒红色的连衣裙。
“墨哥？你没事吧？”苏语注意到林墨的停顿，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。
林墨回过神，摇摇头，指尖落在死者的颈部伤口上：“伤口深度五厘米，切断颈动脉，边缘有锯齿痕，和前七起一致，但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用镊子拨开伤口边缘的皮肤，“你们看，这里的锯齿间距比前七起宽了一毫米，而且切口更粗糙，像是凶手的手在抖。”
李建国凑过来，眯着眼睛看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凶手变了？还是说，他慌了？”
“暂时不确定，需要回实验室做组织切片。”林墨站起身，目光又扫向阴影处——那个穿白裙的女人还在，她伸出手，指向死者的口袋，然后慢慢消失在雨里。
回到法医中心时，已经是凌晨一点。暴雨还没停，实验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，苏语把死者的随身物品摊在操作台上：一个空钱包，一串钥匙，一部摔碎屏幕的手机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照片——照片上是一男一女，男人正是死者，女人穿一条酒红色连衣裙，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。
“这不是周玲吗？”苏语指着照片，声音提高了些，“那这个男的……是周玲的丈夫？”
林墨的心沉了一下。他记得周玲的卷宗里写过，她丈夫叫张磊，是个货车司机，周玲死后，他还来法医中心认过尸，当时哭得站不稳，是被警察扶出去的。
“李队，查一下死者身份，确认是不是张磊。”林墨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李建国的电话。
电话那头，李建国的声音带着疲惫：“已经确认了，就是张磊。而且我们查到，这七个星期里，张磊一直在私下调查前七起案子，还去过周玲的案发现场好几次，跟附近的邻居打听情况，好像怀疑什么。”
林墨挂了电话，走到解剖台旁，张磊的尸体已经被清洗干净，颈部的伤口暴露在灯光下。他戴上口罩，拿起解剖刀，刚要落下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“他不该查的。”
林墨回头，周玲站在解剖台的另一侧，眼睛红红的：“我跟他托梦，让他别查了，危险，可他不听……他说要为我报仇。”
林墨没说话——他不能跟周玲对话，至少不能在苏语面前。苏语只知道他有时候会“走神”，却不知道他能看见鬼魂。
“墨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苏语拿着显微镜切片走过来，“组织切片出来了，伤口里有微量的金属粉末，成分是碳钢，和前七起案件里的凶器成分一致。不过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我在张磊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一点纤维，是深蓝色的，像是旧工装的布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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