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大阪那场针对特工小组的反杀行动过去两天后，媒体上依然没有任何相关报道，静得令人不安。靓坤心里清楚，这绝不是事情没有发生，而是日本政府动用了力量，将消息彻底封锁了下去。他推测，对方此刻必然在暗中全力排查可疑人员，试图找出蛛丝马迹。
他的判断没有错——整个日本警视厅与特工组织，其实早已陷入一片无声的恐慌。
在原本严密布控的区域里，一整支特工小队竟在极短时间内被全数歼灭，连一条求救信号都没能发出。这说明袭击来得太快、太突然，他们甚至来不及反应就已被解决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对方在完成清理后，竟还能组织人手，将整座仓库搬得一干二净，连一张纸片都没留下。
“现场没有大型车辆进出痕迹，这么多集装箱，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？”一名老刑警站在空荡荡的仓库中央，低声自语，“就算这片区域没有监控，可出口道路上是有的——但我们什么也没发现。”
消息传回警视厅高层，震动迅速蔓延。一支由刑侦专家、情报分析师与特种部队指挥官组成的专案组火速成立。他们首先来到特工小组遇袭的现场，试图还原那场短暂而致命的交锋——多数人死于近身冷兵器，少数死于自己的配枪，手法专业、节奏极快，几乎是一场单方面的清除。
接着他们回到仓库区，试图找出集装箱消失的答案。没有拖车痕迹，没有吊装设备留下的印记，一切就像凭空蒸发。
“我们的特工就像待宰的鸡一样被处理掉，对方行动极为迅速，否则我们的人不可能连发出信号的时间都没有。”专案组组长、警视厅特殊案件负责人佐久间信一郎在内部会议上语气沉重，“而仓库里的货物是怎么消失的？到现在仍是一个谜。”
他们不得不转换思路，从动机与国际关系入手。苏联——这批军火的原定接收方——成为首要怀疑对象。情报部门调取了所有与苏联往来密切的个人与企业档案，并开始筛查近三个月入境日本的外籍人员。
数据库昼夜不停地运转，人员轨迹被反复比对。几天后，一个名字在系统中被反复标红：李乾坤，香港洪兴社团的一个头目。
“他在日本的女友是知名歌手中森明菜，目前人在东京，但没有证据显示他去过大阪。”一名情报员汇报道。
“他昨天刚借了山口组少当家山口寿田的游艇，说是出海海钓。”另一人补充。
专案组调出靓坤的档案：与苏联政府关系密切，曾在澳门与山口组发生冲突，对方多名好手在那次事件中离奇死亡。他有动机，也有能力——但依然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。
“如果我们现在请他回来协助调查，等于打草惊蛇。”佐久间最终决定，“他是外籍人士，没有证据就动他，会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。目前他在东京有正当商业活动，也是来探望女友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秘密监控。”
于是，当第二天清晨靓坤送中森明菜去公司后独自返家时，他敏锐的感知立即捕捉到了身后的“尾巴”。
他从银座拐进晴海通，在等红绿灯时从后视镜里瞥见那辆始终保持三辆车距的黑色丰田。他故意绕进小巷，在便利店门口停车买烟，那辆丰田也随之在不远处的街角停下。
“他妈的，”靓坤在心里冷笑，“日本鬼子情报组织还真有点能耐，这么快就怀疑到我头上来了。”
知道被监视后，他反而不急着走了。原本日本的事情已办得差不多，可以返回香港，但现在他忽然有了兴致——他想跟日本特工组织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，看看他们究竟能拿出什么手段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靓坤一切如常。他陪中森明菜录音，与何超琼查看地产项目，和山口寿田打高尔夫。他表现得就像一个纯粹的商人，从容地穿行在东京的繁华之间。
而警方的监视却愈发陷入僵局。他们看着靓坤每日出入高端场所，谈笑风生，监听设备里传来的也只是寻常的商业对话与情侣私语。
“我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”连续多日一无所获后，一名年轻警员忍不住问。
佐久间没有回答。他盯着屏幕上靓坤那张总是带着若有若无笑意的脸，总觉得那笑容背后，藏着某种无声的嘲弄。
一周后，靓坤觉得游戏该结束了。他不再有兴趣继续周旋，决定返回香港。
当晚，在别墅里，他与中森明菜共进晚餐。饭后两人坐在客厅，靓坤告诉她，自己明天就回香港。
“怎么啦？秋堤姐这么快就催你回去呀？”中森明菜依偎在他怀中，抬眼看他，语气轻快。
“你秋堤姐没那么小气，她还说，等你工作不忙了，请你去香港住一段时间。”他笑着捏捏她的脸，“是香港那边有些生意和社团事务，得我回去处理。”
“亲爱的……好舍不得你呀。有你在日本的这些天，我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。”中森明菜伸了个懒腰，语气软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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